发了80%以上。但是，我们却让恐怖分子难以接近美国的股票市场，以至于别无选择的他们恐怕只能选择黄金了。于是，这就让恐怖分子现在有了更多可以要挟我们的资本！
《爱国者法案》带来的另一个灾难是，我在美国本土设立的证券公司欧洲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不能继续接收新的客户，因为反洗钱法大幅增加了为国外投资者账户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为了规避这个不利因素，我只好建立一家新的离岸公司——欧洲太平洋国际公司。目前，对所有与公司有合作意向的非美国客户，全部由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欧洲太平洋国际公司承接，而不是交给我在美国本土的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于是，本应由美国人拿到的收入以及服务这些国外客户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得不拱手让给安圭拉。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有史以来创纪录的高失业率，两党政治家们不遗余力地高呼就业、就业、就业；另一方面，监管制度迫使我们把更愿意留在美国的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在预算赤字濒临失控的同时，我们还在把原本可以为美国纳税的利润转移到免税的海外市场。
此外，为了寻求一种有利于公司的税收及监管环境，我目前还在为资产管理业务寻找合适的落脚点。
盲目的信心
但是，对于SEC来说，最糟糕的或许还不是监管压力，而是它所带来的毫无依据的信心。
在创建SEC和FDIC时，立法者和媒体还在大张旗鼓地颂扬这些“新政”措施让美国人对股票市场和银行充满信心。但我始终认为，树立对公司的信心是员工和我的共同使命。时至今日，对别人的公司树立信心为什么反倒成为政府的职责了呢？
这样的信心往往是错位的。投资股票市场永远存在风险，任何股票都有贬值的可能性，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一只股票或一个行业的潜在风险到底有多大，任何人都不可能准确把握市场每时每刻的动态。尽管我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是有偏见的，但那些独自选股的门外汉显然是在玩火。
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投资股票，而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投资方面草率行事。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投资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不应该自以为是地假设投资是“安全”的。
但是在SEC的目标中，有一半都是为了给投资者带来安全感。这些监管措施创造了一种安全的假象，而政治家们每每推出新的法律法规时，都会一如既往地向公众承诺他们正在让投资变得更安全。
我们的税法同样造就出诱惑人们投资的人为动机。只要个人收入总额达到4万美元，所得税就会侵蚀掉25%。再考虑到州政府收取的所得税（在康涅狄格州，对收入达到4万美元的个人仅征收5%的所得税，这远远低于邻近的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收入的30%都要变成所得税。
罗斯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账户在投资于经过批准的基金或有价证券时，允许作为税前扣除项目免税。如果没有所得税，这些资金几乎都将另作他用，但政府还是认为有必要支持这样的经济活动。因为雇主可以凭借向401（k）缴款获得税收扣除，所以税收优惠无异于政府补贴。
这些补贴再加上这种毫无理由的信心对上市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它对整个国家却没有益处。首先，盲目投资绝对不可能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相反，它或将制造资产泡沫，因为一无所知的投资者只是在随波逐流。当然，我并不是想告诫人们不应该投资，而是说政府不应该让自己变成沿街叫卖的小贩，肆无忌惮地大声吆喝：“快来呀，这里水好。”
非理性投资带来的不仅是无效，更糟糕的是政府对民众赔钱时做出的反应。回想安然2001年破产时，很多人因为公司高管的罪恶行径而赔光了养老钱，在电视报道中，人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美国人成为罪恶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不出意外的是，国会再次忙不迭地制定一系列新政策。
同样的事情在金融危机期间再度上演。政府救助金融公司当然不缺少理由：拯救千百万美国民众的股票投资。你或许可以让一家大银行倒闭，但只有冷酷无情的人才能看着祖父的退休金瞬间蒸发却毫无愧意。
随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被冠以保护普通美国民众的股票投资的伟大使命而受到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