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指责美联储收紧货币供给并导致破坏性紧缩同样是错误的。实际上，仅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的两周内，胡佛领导下的美联储便将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0%。而且在胡佛的整个任期内，美联储不止一次地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实际的货币供给还是因人们囤积现金以及银行停止放贷而有所下降。
换句话说，尽管美联储进行了干预，货币供给还是出现了萎缩，因此，银根紧缩并不是因为它的不作为。
事实是，如果胡佛不这么鲁莽，而是听从时任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建议（或许这也是财政部部长在美国历史中最后一次为总统提出好建议），并汲取哈定在1920年萧条时期的教训，这场“大萧条”未必会如此严重。实际上，哪怕胡佛只是完全放任市场，经济也会实现反弹，这样，他或许还有可能实现连任，而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成了罗斯福家族的最后一位总统。但是，坚信干预主义的胡佛还是把凯恩斯的指挥棒交给富兰克林·罗斯福，而后者则史无前例地实现了四次连任。或许胡佛对“大萧条”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真正把这场萧条变成“大萧条”的却是“发扬”了胡佛错误路线的罗斯福。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耳熟呢？
尽管事实毋庸置疑，但“大萧条”的教训在官方文件中依旧令人费解：政府必须在抵御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联储则需要加大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再拙劣不过的教训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思维模式又开启了一种奇妙的“泡沫周期”，将美国经济一直推入眼前暗无天日的困境。
互联网泡沫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只要经济出现问题，如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违约、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橘子郡破产或是“千年虫”，美联储就会以廉价货币为武器出手干预，而它的努力却只能以延缓市场的自我纠正为代价。
看看货币供给的历史，或许会让我们感到难以置信。1995年4月，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还只有3.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包括所有现金和银行存款（通常被称为M2）。但是在随后的11年时间里，这个数字足足翻了一番。到2011年年中，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了9万亿美元。
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注入行为始于1995年年中，这些新增货币总要找到落脚点。美联储始终在人为地维持低利率，这就减少了储蓄动机。
因此，这些新增货币找到了股票市场这个好去处。1995年5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平均收盘价低于4500点。仅仅4年之后，这个数字便超过了11000点。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涌入网络股的大批资金。作为网络股的交易中心，纳斯达克指数在1996年为1033点，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便突破5000点。
很多自由派经济学家和美联储的拥护者会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造股市泡沫和互联网泡沫的不是美联储，他们把罪魁祸首归结于“贪婪”与“疯狂”。他们只说对了一小部分：美联储确实没有直接发号施令，让资本流向网络股市场。美联储只是创造了多余的货币，但这些货币毕竟需要找到落脚点，于是市场力量与政府的其他政策相结合，最终决定了这些货币的去处。
对于美联储拥护者提出的这个借口，显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因为此类理由注定会再次出现。因此，这里有必要明确一下：认为美联储制造了互联网泡沫绝对是不正确的，但是把它归罪于群体思维、互联网热潮和贪婪同样是错误的。
贪婪、群体思维与错误的思想是永远存在的，但真正让贪婪和错误的思想成为主宰力量的是美联储制造的多余货币和人为造就的低利率，而这些贪婪与错误也无一例外地变成毁灭性的泡沫。
到1999年，持续的通货膨胀（增加货币供给）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上涨。从1998年12月到2000年12月，CPI（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6.8%（年均增长3.4%）。但CPI并不能完全反映生活成本的高企。在此期间，汽油价格在仅仅18个月时间里就上涨了大约50%。
于是，美联储也开始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将招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作为回应，中央银行开始上调利率。当然，我们所说的上调绝非大幅调整，而只是相对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的零头。格林斯潘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999年6月29日的4.75%上调至2000年5月16日的6.5%。
尽管这种利率的微调性增长听起来似乎极其有限，但是在经济处于严重杠杆化的情况下（在2001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曾一度高达46∶1），信贷成本的微小上涨就会让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利润化为泡影。
在2000~2001年的衰退到来之前，所有美国人都安逸地生活，似乎好时光永远不会结束。网络公司大张旗鼓地投资基础设施，他们的雇员也信心百倍地投资价格昂贵的房产，而高管们的投资对象已经变成了高档游艇。各州与各大城市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