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货北伐”声惊呼一片。广州是华南虎的老巢，也是当时国内保健营养液霸主太阳神集团的大本营，岂容外地企业染指？可宗庆后就想摸摸老虎屁股。1991年春夏之交，满载着娃哈哈产品的列车悄然驶进忙碌的广州火车站站台。另一边，娃哈哈与当地电台、电视台早已签下每日滚动播放的高强度广告合同。当时广州纸质媒体的大哥大《南方日报》每周的全部广告版面是5个整版，宗庆后一个不漏悉数通吃。6月的某日早晨，广州市民一觉醒来发现，舆论媒体竟如此异口同声，铺天盖地全是一个声音——娃哈哈！华南虎措手不及间，娃哈哈在广州的月销售额已扶摇直上100万盒。
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历来被称作中国广告媒体的四大天王，其中电视媒体广告的出现并不算迟。1979年1月28日17时50分，上海电视台就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童涵春参桂补酒。第一个亮相中国电视广告的外资企业则是可口可乐公司。1984年英国女王访华，英国著名电视媒体BBC同时送来了一部反映英伦三岛的纪录片。作为外交礼节，中央电视台必须播放，但苦于没钱给BBC，于是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对方提出了惟一的赞助条件：在纪录片播放前加播一条可口可乐的广告片。差不多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这条广告被特批通过。此后，不少外资企业写报告问，“可口可乐可以做电视广告，我们行不行？”
从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开始，电视广告才大有急起直追之势——一半原因恐怕与疯狂的“彩电热”有关。90年代更是步入巅峰期。有统计说，1996年，全国电视广告营业额已达90.8亿元，居四大媒体之首，其增长速度比第二位的报纸广告高出1倍多。
新兴的电视广告备受娃哈哈公司青睐是一件极自然的事。与媒体多年交往的公司广告部部长杨秀玲分析称，广播比电视的“胡子”长得多，但总体已日渐式微。报纸和杂志虽然种类数以千计，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其主流读者却仍属“官方人士”等特定群体——近年都市类报刊的兴旺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观。而绝大多数企业产品的目标购买者显然是千家万户。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级“制造工厂”，电视的普及率突飞猛进，这种媒体的特性是辐射面广，形象直观，有声有色，对受众文化水平的要求也不高，在信息传播上几乎可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菲利普·科特勒的媒体决策理论认为，生产者产品的试用率决定于受众注意度，而受众注意度又与产品信息的送达率、频率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在四大媒体的比较中，电视广告当属传播影响力的翘楚。
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娃哈哈公司对电视广告情有独钟还有自己特有的两个原因：一是娃哈哈各类产品的价格几乎全部走的是几元钱以下的平民化路线，大众色彩很强；二是经过长期探索，娃哈哈逐步形成了地级市以下城镇与农村市场无人可以比肩的巨大的营销网络优势。在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潜在购买者人数甚众。对他们来说，电视是一种最有效的信息传递“空降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农村市场联合调查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14个省市20000个农村居民家庭做过一次专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农村消费者最主要的消费信息来源是广告宣传，其中61%的农村消费者表示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渠道。调查还发现，有33.8%的被访问者认为中央电视一台是他们最常收看的频道；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电影\/电视连续剧”和“中央台新闻”，分别有71.9%和65.5%的被访问者经常收看。收看率最高的时段集中在19：00-22：00之间。
我们从中国广告学会得到的数据分析是，在娃哈哈公司历年极为可观的广告费用切块中，电视广告一直占有极大的比例。以2001年5亿元的广告支出计，户外路牌广告与各类促销品费用分别占了10％，纸质媒体及电台约占5％，电视广告则占了75％，投放于中央电视台的又占了其中的一半。
不仅是娃哈哈公司，在许多意欲争霸全国市场的企业眼里，中央电视台的确是一个有着无穷诱惑的“黄金洞”。道理很简单。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惟一一家国家电视台，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殊地位，加上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而享有的政治上的权威性，使得普通受众对其播出的广告有着极强的信任度。
曾有一项调查表明，90％的观众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都是可信的。另据中央电视台前广告部主任谭希松女士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有电视机2.9亿台，电视人口按“2.9×4”计算有近12亿。如果每天开机率为70％，有效电视人口就超过了8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收视率经常年测试在46％-48％，也就是说每晚观众达三四亿人，绝对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第一节目”。即使按北京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较为中立客观的调查，中国也有8.52亿电视人口，《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