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汽车厂商的高管们非常震惊地发现，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汽车制造商，为了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决定拜访日本。这些“暴发户”是如何以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可靠性打败美国人的？他们如何做到快速推出新车型的？访客们发现，答案不是他们原本意料中的工业政策或国家补贴，而是商业创新。日本人发明了一种被誉为“精益生产”的新型制造体系。
今天，某些能够与之相媲美但规模更大的事件正在上演。就像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发展中国家正以这样的方式成为商业创新的温床，而且现今的创新者要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人更加彻底地颠覆世界。
这些国家正推出价格大大低于西方的新产品和服务：3 000美元的汽车，300美元的电脑，以及30美元的手机，并为之提供每分钟仅2美分的国内通话服务。它们不仅在彻底改造生产、分销和交易体系，它们还在实践全新的商业模式。现代商业的一切因素—从供应链管理到招聘及保留住员工—都在某个新兴市场中被重组或者被彻底改造。
为什么那些直到最近仍然跟廉价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会成为创新的领导者？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本土企业所追求的梦想越来越宏伟。在雄心与忧虑—想要支配世界舞台的野心和对于更廉价竞争者（如越南和柬埔寨）的忧虑—的共同推动下，它们正在不懈地攀登价值链。新兴市场的佼佼者不仅在自家后院表现出高度竞争力，还在主动地走向全世界。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算，现在大约有2.5万家跨国公司驻扎在新兴国家。其中最杰出者—诸如锻造领域的印度巴拉特锻造公司，电池领域的中国比亚迪公司，烘焙食物领域的墨西哥宾堡集团以及喷气机领域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毫不逊色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公司。2006~2008年间，进入《金融时报》500强的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数量，翻了两番有余，从15个增加到62个。仅在2006年一年，巴西前20家跨国企业的海外资产就增加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西方的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抱有更大的期望。它们将新兴市场当作经济增长和高素质人才的源泉，在它们看来这两者都是极其短缺的，至少在西方以正常的价格难以获得。跨国公司预计，未来几年约70%的全球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其中40%都来自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通用电气预计，数年后80%的需求将来自新兴市场，相比之下10年前只有20%。跨国公司还指出，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和印度（其规模较小一些）已经将大量资源倾注到教育领域。中国每年培养出7.5万名高学历的工程和计算机学科人才，而印度是每年6万名。
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国公司纷纷在新兴市场设立更多的研发中心。《财富》500强公司中，有98家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在印度有63家。并且，有些公司设立的研发机构还不止一个。通用电气的医疗保健部门过去几年已经耗资5 000万美元，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研发中心，是其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中心。思科公司耗资10亿多美元在班加罗尔建立了第二个全球总部—“思科东方”（Cisco East）。微软北京研发中心的规模仅次于其位于美国雷德蒙德市的总部规模。知识密集型企业大大提升了建立新兴国家产业的员工比重：埃森哲咨询公司1\/4的职员都在印度。
西方及新兴国家的公司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它们想在这些快速发展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它们需要加倍地努力。仅仅专注于消费得起古驰和奔驰的群体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学会如何吸引数十亿居住在上海和班加罗尔以外的人—从二线城市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到偏远乡村的农民。这意味着新兴企业得重新设计从产品到分销体系的每个环节。
马里兰大学的阿尼尔·古普塔指出，这些市场是世界上最棘手的市场。分销体系难以指望，资金流不可预测，空气污染足以令人窒息，政府让人恼火—不是胡乱干预，就是疏忽大意。2010年的《经商环境报告》依据经商便利度在183个国家中将印度排在第133位。因为在印度，盗版压低了利润空间，贫穷无处不在，商业繁荣的岛屿被充满各种问题的海洋所环绕，一些强大的公司都已经因此败下阵来。雅虎和电子港湾灰溜溜地撤出中国内地，谷歌将其服务器迁到香港地区，美国最大的电动工具制造商百得公司（Black & Decker）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上难觅其影踪。
挑战无处不在，机遇也是千载难逢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势必会持续数十年，在未来几十年里，数百万人将晋升中产阶级的行列。西方公司中代价昂贵的“保留系统”，几乎不会出现在这些新兴公司里。人才是相对廉价且充足的：中国每年有500万名毕业生，印度大约是300万，分别是10年前的4倍和3倍。
挑战和机遇的结合将调制出一杯具有创新力的活力鸡尾酒。鉴于有如此多的消费者是贫穷的，公司不得不以批量生产取胜。然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