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最伟大的记者大师，诺曼·麦克雷遥遥领先于同侪，但读者们几乎从未听说过他。当他大放异彩时，今天的记者大师们仍在牙牙学语。他还为一份以匿名撰文为特点的传统刊物工作。
诺曼·麦克雷当了半个世纪《经济学人》的铁杆拥护者：他于1946年加入这份报刊，并从1965年开始担任副主编，一干就是23年。在弥漫集体主义的长夜中，麦克雷始终高举自由市场思想的火把。他不时建议让迪士尼乐园入驻巴黎，或者把英国政府从伦敦迁到纽约，以活跃编辑会议的气氛。英国工党元老罗伊·詹金斯恰如其分地将他描绘成“《经济学人》内在精神的缩影，可媲美保守党的威廉·怀特劳、伦敦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CC）的格比·艾伦”。
麦克雷预测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改变世界的伟大变革：苏联的解体（当时中情局还困扰于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日本的崛起（当时商界人士还轻视其只不过是小摆设和廉价品的源头）等等。他甚至预见了互联网的兴起：1984年，他撰写了一篇长文，描述若能够访问大型数据库的“终端”，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改变。
麦克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复重申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注定要被一场创业革命改变。当他预测产业私有化之时，罗伊·詹金斯和加尔布雷思正在庆祝“混合型经济”的胜利。但麦克雷就像批判臃肿的官僚政府机构那样，严厉地批判大型私有企业。在发表于1976年的一份特别报告《即将到来的企业革命》中，麦克雷提出，大企业就跟大政府一样是注定要消亡的。坐在摩天大楼里、等级森严的管理层，不再能够决定脑力工作者如何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未来属于可以发挥个体创造性的小型企业，以及能够自行拆分为小型核心单元并鼓励这些利润核心单元进行内部竞争的较大型公司。短短一句道破天机的话让麦克雷的作品变得通俗易懂，他提出：“耶稣基督考验了12人，并证明了再多一个就太多了。”
这在当时还属于异端邪说。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警告，资本主义的条条框框将会扼杀创业精神。既然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与大企业、大政府携手合作，能够提供有序的繁荣，政府为什么要冒着动荡的风险进行“创造性破坏”呢？既然不断扩大的福利可以让个体躲进舒适的霍比特人洞穴中，为何他们还要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要冒着遭受失败耻辱的风险呢？数年后，战后的国家设计师们一致同意—借用麦克雷的不朽名言即是巴茨凯尔派—接受熊彼特的观点，但过滤掉他的那种失落感。加尔布雷思自信地认为，现代官僚架构的企业已经取代“企业家成为企业管理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加尔布雷思的追随者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英国钢铁公司和康科德项目（Project Concord）中。
麦克雷无闲理会这样的世俗认知。他不寻常的童年使他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他不仅蔑视苏联的极权主义，同样也看不上西方更温和版本的中央计划经济。他的父亲在1935~1938年担任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麦克雷曾在斯大林清洗运动的顶峰时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暑假。他见证了大使馆人员纷纷失踪—包括仅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如女佣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被射杀的。战争结束后，麦克雷去了剑桥大学，只为了倾听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琼·罗宾逊等人赞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并诋毁美式资本主义。但麦克雷从骨子里头知道，他们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待在《经济学人》，致力于预测、倡导及分析一种新式创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者是复兴）。
骑虎难下
企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30年来的第二大管理变革。几乎每一种意识形态流派的政府都信奉创业精神。中国共产党表彰“红色企业家”，欧盟希望企业家能够治愈它僵化的经济，世界银行提出解除束缚的创业精神是消除贫困的最佳手段，比尔·盖茨和理查德·布兰森等企业家无论去到何处都会得到英雄式的款待。创业精神热潮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阿拉文德·阿迪加倾力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小说《白老虎》，对其加以嘲讽。小说的主角讲述道：“你将知道所有的一切，知道创业精神如何在人类辉煌的21世纪里诞生、汲取营养以及茁壮成长。”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创业精神的热潮受到自诞生（里根—撒切尔革命时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消费者销声匿迹，投资者逃避风险，资金枯竭（风险资本投资在2007~2008年间下跌了31%）。美国甚至不顾其自由市场的原则去援助银行及支持通用汽车。
然而，创业革命并没有在金融危机的熊熊火焰中毁灭。这部分是因为，经济衰退令垂死的经济部门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并让新兴企业能用充满想象力的新方法对其加以重组（微软、基因泰克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盖璞公司、淑女装和家得宝等公司都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建立的，惠普、德州仪器、联合科技、宝丽来和露华浓化妆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