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们适时地将俄罗斯纳入他们持续扩张的预定行程里。汤姆·彼得斯在他2009年出版的《重新想象！混乱时代里的卓越商业》一书前言中，讲述了在西伯利亚的遥远角落新比利斯克（Novobrisk）举行的一场为期一天的管理研讨会的故事。（当然，书的前言是在新西兰南岛的黄金海湾写成的，那里距离新比利斯克如同天堂到地狱般遥远。）
然而，管理理论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进展发生在亚洲。亚洲长期以来都将最优秀的年轻人才送入美国的商学院，就像一度将他们送往牛津和剑桥那样。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新加坡政府中不乏拥有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现在，亚洲正在打造自己的商学院：当西方大学在东欧设立分校之际，亚洲本土的大学也在积极开拓商学院市场。
亚洲本土商学院的兴起已经撼动了商学院的全球排位。《金融时报》在其“2009年商学院排行榜”上，将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列为第八，排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等美国强校之前。随着亚洲最聪明的人才投身商业，很可能在将来会进一步撼动这个排名榜。位于阿默达巴德的印度管理学院，每个学位拥有681个申请者，相形之下，斯坦福商学院只有可怜的17个。天才宝贝（FasTracKids），是由有野心的中国父母们资助的项目，其自称“初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接收年仅4岁的幼儿。
咨询业务已经大举入侵亚洲，尽管事实上许多亚洲公司是家族式的经营。上海、印度德里的公司和伦敦、纽约的公司奉行着同样的管理理论。无论在伦敦和纽约还是在上海和德里，埃森哲和普华永道的霓虹标志与汇丰和花旗的同样醒目。随着年青一代亚洲人（接受过商学院教育）从他们的父辈（在实践打拼中取得经验）手中接过公司，咨询公司将会迎来富矿带。
大师行业也是如此。若走进北京或者上海的书店，你会看到成堆的管理书籍；走进商业机构，你会发现成群的学生在虔诚地做着笔记。西方的大师们与上了年纪的摇滚明星做着同样的事情，即在他们的演讲行程中添加一些亚洲城市：往往报酬丰厚，听众数量众多、彬彬有礼，而且回到家乡还可以利用亚洲的趣闻逸事来提升自己的成就感。然而另一些大师们则更认真地接受进军亚洲的挑战：约翰·奎尔奇和叶恩华双双加盟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们分别来自哈佛商学院和荷兰鹿特丹商学院）。
热火朝天
管理理论行业被爆炸式增长、激烈的竞争和全球化重塑。自“二战”以来，商学院的业务一直呈爆炸式增长。美国这一全球领潮者，每年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3 200张增加到今天的约15万张。马修·斯图尔特指出，“在下一个10年的某时，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口数量将会超过芝加哥的人口总数。”在大学本部的怂恿下，商学院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大学将商学院当作摇钱树，并通过由诸如《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经济学人》等媒体打造的年度工商管理硕士排名来向其施压。哈佛和沃顿商学院等名牌学府只能坚持不懈地吹响自己的号角以维持前10的地位。而新成立的商学院不断地紧跟新理念，试图吸引潜在消费者的注意，例如亨利·明茨伯格的国际实践管理大师（International Masters in Practicing Management）项目摈弃了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只接收在职管理人员），也不设在学院本部（其校区分布在5个国家）。
商学院表现出某种令人吃惊的能力—在遭到蛮横批评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下都能安然无恙。金融危机以组合拳打击它们，败坏它们的名誉（如所有一切关于“末日代理机构”的言论），也摧毁其毕业生的饭碗（自2007年下半年，华尔街在18个月的时间里解雇了24万名职员）。然而商学院却继续欣欣向荣。2009年，超过3\/4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项目收到了比2008年更多的申请，据一个商学院联合会的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GMAC）透露，这是5年来最好的表现。为此商学院能够提高学费并增加课程数量。但对于愤世者而言，这几乎就像一场阴谋：先引发风暴，然后向学生提供避风港，直至风暴离去。
商学院继续受到追捧显然是因为它们在销售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一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相当于一张企业精英会员卡。拥有这么一张卡，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带给你最高层的职位，而在最差的情况下也能提升你的收入。通常，雇主们付给工商管理硕士们的薪水，相当于毕业于大学本科的职员的两倍，比拥有低层次管理学位（例如金融硕士）的职员高出30%~35%。据报道，约98%的雇主满意他们聘用的工商管理硕士，这一数字自1998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这表明雇主们将会继续在同一个池塘里钓鱼。
这些商学院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