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并没有提供产品，这一事实已不再是秘密了。”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前任校长华尔特·亚当斯和詹姆斯·布罗克两位经济学家用上面这段话开始了他们1986年合著的《大型综合症》（TheBigness Complex）一书。在对数百份研究进行评议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科学论证对‘大’的提倡者及他们的神话并不有利。”
亚当斯和布罗克甚至不要求我们研究当前正推进小企业或小型实业单位走向统治地位的许多因素——不稳定性，微型化技术，产品、服务和竞争者的大量增加，还有前面谈及的变化中的市场等等。戴明的观察与他们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大肆宣传的规模经济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当初认为可以达到的效果。
事实上，密切注视工业界状况的机敏的观察员对“大”的效率提出疑问已有几十年了。一位管理顾问在30年代就美国钢铁公司作的一份报告认为，该公司是“一个庞大、笨拙、迟钝的巨人，生产状况失调，对数以千计的产品的成本或相对的获利能力缺乏了解；其生产和成本水准通常低于其他工业的日常水平，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对国外市场的机会也没有清晰的认识，生产设备也不及其对手的设备有效”。
同样也是在3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传奇式的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在差不多我们的全部活动中，我们看来正受规模过大造成的惰性之苦……把某项新办法付诸实施涉及的人如此众多，需付出极大努力才行，相形之下新主意可能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代价太大，……有时候，我几乎被迫作出结论：通用公司这么大，惰性也这么大，我们要当好领导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乔·贝恩在他1956年的一份经典性研究报告中研究了20种工业中多厂公司较之单一工厂公司在成本上是否具有优越性这一问题。结论是没有一例表明拥有一家以上工厂的公司具有重大优势。
弗雷德里克·谢勒也对几个巨型集团公司的15家已经出售给前经理人员的子公司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尽管在购买企业时负有沉重债务，但所有这些原来的子公司除一家外都在赢利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关于这种戏剧性进展的原因，谢勒提及下面这些情况：“过去未被利用的降低成本的机会得到利用。朴素的办公室取代了豪华的办公室。大幅度裁员、……使用价格低廉的外部计算机服务代替昂贵的内部操作。重新估价关于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一律选择成本较低的办法。清除从前巨型公司总部强加的官僚主义束缚以改善劳资关系。实施严格的库存控制，储存成本降低了一半。”
戴明观察到，通过小型化来提高效率的运动几乎在每一类工业里都处于加速进行中。在钢铁业，有一个未被广泛张扬的美国的成功故事——这个市场的1／3被像纳科公司和查帕拉尔钢业公司那样迅速发展并赢利的小公司所占领。这两家在“小型钢铁厂”中出类拔萃。如今，“小型钢铁厂”即将为“微型钢铁厂”所取代：由于有了新技术，进一步微型化使得在公路上每隔约25英里就布置一个小钢铁厂来支持当地的市场变得经济可行了。
艾伦·布雷德利在《工业周刊》的一篇分析报告中谈到：“这家设在米尔沃基的公司发现该厂的发动机起动器在与进口产品的竞争中正逐步失去市场份额……设计过时了……于是公司设计并建造了一家小型工厂在米尔沃基生产起动器。艾伦·布雷德利利用了该公司厂中之厂的灵活性。该公司在没有增加厂房和硬件的情况下将起动器品种从原来的125种猛增至600种……灵活性使公司获得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又转化为市场优势。……现在该公司又重新出口起动器，同时还弥补了国内的市场份额。”
此外，在相片冲洗放大行业里，“小型冲印室”使街角小店获得25万美元的信贷金额，它们能做10年前只有柯达公司才能做的业务。验光配镜业也一样，小型营业点也正在风行。甚至从路口转弯处杂货店的货架上我们都可发现证据，譬如店里由众多的微型啤酒厂生产的产品把老资格的百威啤酒都挤到后面去了。
戴明指出，更概括性的证据出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6年的年终分析。该文把约有1300万人口的洛杉矶盆地的生产活力主要归因于令人吃惊的事实：“该地区就业人数中约90％都在人数不及50人的小公司里工作，这些公司能快速转轨，保持竞争力。”
前文提到，以前福特汽车公司拥有铁矿，铁炼成钢，钢又制造该厂的汽车。如今，这种垂直一体化正危害着许多老的工业巨人。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每辆车成本较通用公司低500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从外厂购进70％的部件，而通用公司相应的比例是30％。在这种背景下，通用公司把减少整体化程度作为战略重点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查帕拉尔钢业公司创始人戈登·福沃德所说：“大型厂正在退出我国制造业。”《经济学家》也证实了这种趋势：
生产分散到愈来愈小的制造单位的情况在无情地发展……“工业小店”（这又是新名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