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身体力行和减少家庭拖累，家庭安全，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任县长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十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几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十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一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
“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做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
“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十四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
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
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在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居然发现日本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
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玄武湖公园。
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公园，转了一会儿，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着，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
是老婆？是情人？
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
“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