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了。
他曾严肃地考虑从哈佛退休，但是在普拉特诊所的快速成功有助于阻止这一点。他再一次感到人们需要他，他的工作——训练年轻人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是值得做的。而且，他喜欢医学界人士给予他的赞美。例如，有一个卧床不起、容易生气和聪明伶俐的四十岁男人，诊所全体员工都未能从这个男人那里探查到病史。梅奥接过了手，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病人的兴趣所在——用苍蝇钓鱼。这也是梅奥的假期爱好之一。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男人就说出了他的病史，并同意以后还会过来向梅奥求治。这个病例向正在观察梅奥施治的医生表明，临床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患者的兴趣而非医生想要了解的东西。梅奥的技巧正在于追踪病人的兴趣，撇开病人不感兴趣的领域，防止让病人对他们的状况形成令人焦虑的判断。他认为，治疗者的目标应该是观察患者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然后引人注目的事件，即情节，就会浮现出来。
梅奥的成功广受瞩目，所以，1938年1月，人们邀请他在哈佛医学院发表题为“病人的照料”的年度讲话。梅奥指出，病人既是一个疾病患者，同时也是一个人，需要有人对他的疾病给予医疗方面的关心，而同时病人本人也需要自信，而不是热心、傲慢自大或者信条。对于病人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诊断：第一个方面是出于机体的需要，第二个方面是为了满足自信的需要。为了例证这一点，梅奥列举了一名昆士兰医生的经历。这名医生学到了如何重新让忧心忡忡的病人或者“受到惊吓的人”恢复信心。
人们在三种情况下求医：第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小型社区中，由于医生的工作属于大家公认的社会惯例的一部分，受惊吓的病人是很少的。第二种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医生和患者彼此不熟悉，他们没有共同的背景，从他们的社会纽带中是不可能对满足自信的需要产生任何有益之处的。于是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患者的疾病与他对疾病的过度焦虑直接相关之时。二是当疾病掩盖了一个显然无关的个人困境之时。三是当疾病反映了患者与另一个人（没有来看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时，有两点很重要，即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信心必须给予作为个体的患者，且必须与患者的社会环境（诊所之外）相关。此外，在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中，有组织的家庭能够在医生给予患者信心的过程中给医生以支持。然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内部社会关系是脆弱的，这样一种家庭只会强化病人的担忧，使病情恶化。第三种情况是，相对而言，患者的机体失调是次要的，而如果他的恐惧加重了，那么就需要从社会系统中提升他的信心，然而这个社会系统似乎协力让人们产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梅奥描述了处于失范状态的病人，也即被社会排斥的人，他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他们的失调医生也无能为力。于是，神经质式的忧虑和正常的忧虑接踵而至，表现为因医生不能给予患者信心而作出过激反应。
对于此类寻求信心的问题，精神病医生不能承担很多，因为这常常预示着患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此外，社会已经从紧密的聚集体改变为一个巨大的松散混合体了，它造成了社会混乱，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于这种变化，对自信的需要增加了，但却没有有效的经济或政治“灵丹妙药”自动出现。医生必须理解并承认这一点。
最后，医生必须看到，虽然他有可能为患者的身体疾病进行有效彻底的治疗，但患者的健康却不会恢复，除非在治疗过程中伴之以对患者的个人和社会交往史进行小心和可靠的研究。
这篇讲话在梅奥看来是成功的。几个月以后，他在波士顿社会工作者的一次会议上重复了这篇讲话，并在12个月以后予以发表。哈佛商学院制定了计划，让医生向艾利斯一蒙塞尔学习如何沿着梅奥的方针引导病人的谈话。梅奥在这所医院的地位大为提高。医院单独为他设立门诊，他每周的星期三上午开两个小时的门诊，并有一位秘书和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帮忙，接受训练的医生也有机会观察他给病人看病。他给每个病人建立病历。为了指导年轻医生，他指出面谈对于患者的意义。然后，他增加了最后一项内容，即对于病人和医生刚刚看到的显露出来的社会结构，他向他们展示其确凿无误的社会涵义。
一年以后，“受惊吓的人”发表了，梅奥应邀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发表了十五次讲话。这些讲话计划介绍有关精神卫生及其对医学和政治学的后果所产生的影响，描述昆士兰州激进的“破坏者”。关于这些“破坏者”，他有所论述并著述。他希望从1922年的波士顿演讲（关于心理健康领域自布雷德至让内的理论和实践史）开始，概述有关癔病的发现，陈述催眠术和临床方法对科学的价值。然后，他将简要阐述让内、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等人的思想，特别关注造成社会失调的前因，根据这一点，以及法国社会学者和他的朋友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工作，强调社会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在决定社会控制方面的优越性。最后，他将把隐私社会学和形态心理学结合起来，展示临床面谈是怎样与社会研究工作相关联的。他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