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他人、虚幻不实和被围困的感觉，他们感到身不由己地趋于某些有违自己意志的想法，并有与这些想法作斗争的紧迫感；他们思考起来有困难，不能轻易地专注于他的处境或者与其处境有关的想法，喜欢抽象的理智化胜于具体的想法，他们漫无目的地长时间闲聊，重新思索显而易见的事情，感到作出决定是个负担；令人痛苦的优柔寡断主宰着他们的行动能力，他们小题大作，不去深思熟虑地处理大事，反而斤斤计较于字面意义。然而，他们的行为并非不同寻常，因为人们能够发现他们在办公室里进行强迫性的工作，检查已经做过的工作，声称他们相信自己有很强的自控力。他们崇尚努力工作，知道努力工作是正确的，他们所过的生活全无情感上的满足。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条件使人的机体失调，让人自尊心受挫，觉得其社会生活微不足道，那么他就会接受与强迫症人格的幻想相类似的幻想。梅奥表示，在工厂中，工作组织得不好，常常导致工人疲劳和自尊心受挫。他指出，在工厂以外，现代城市生活有可能使工人产生一种社会无用感。为了研究社会因素的作用，梅奥概述了源自中继器装配测试室的观察结果——正式的社会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得很糟糕，致使产生了限制产量的现象和个人无用感，梅奥还说明了各种不合逻辑的合作基础。第六章
思考了工业化对社会秩序的广泛影响，质疑现代工业是否导致雇员的强迫性行为。梅奥分析了帕克和同仁（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并推断社会需要有秩序的生活、进步以及使人有行动和思考的自由，这些传统的瓦解，易于导致为社会所接受的情绪和想法的崩溃，产生犯罪和自杀等现象。对于这一点，进一步的支持来自迪尔凯姆、弗洛伊德、哈布瓦赫和J．s．普朗特等人的著作。现代工业化将导致强迫性行为的论点，对于研究过失、犯罪、劳资关系、精神神经病、自杀、教育和不稳定的经济消费，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此类社会研究并没有跟上技术研究的步伐，而技术研究则恰恰是快速工业化的基础。在第七章中，
梅奥思考了政府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他首先抨击了美国、欧洲和苏联的政治家，指出了他们的无知和操纵式的统治方式，并指出他们如何造就了一个反常的社会，如何助长了贪得元厌而不是研究导致社会反常的条件来对付社会疾病。他概述了他的社会功能理论、教育目的、传统规则对于训练人们的社会交往技能以实现健全的而非强迫性思维的重要性。梅奥主张，快速的技术变革摧毁了工作中的传统惯例，对工作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些工厂在此类条件之下，对于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来说，会导致自尊心的受挫，导致他们未能社会性地适应新的工作安排。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常常被一个强迫症者所领导。离开工厂的工人不断面临新的生活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他们的文化与其他人的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正常亲密的家庭生活的惯例被摧毁了。不合逻辑的传统所带来的安慰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变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不具备任何社会职能，与集体没有任何休戚与共之感。社会功能的缺失导致不安全感，导致对生活提出令人愤怒的要求，而缺少团结阻止他们获得基本的技能。他们就像留在工厂中的工人那样，转向被强迫症者所领导的不合逻辑的社会组织寻求帮助。这类强迫症患者，就其真正的个性来看，必然允诺以某种政治解救之法，而这种方法是绝对弥补不了最初的损失的。
最后一章重申了霍桑实验的结果和这样的命题：疲劳和单调是因机体的生理和心理平衡受干扰而造成的。他概述了帕累托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思想。如果有能力的人员和家庭（精英）从较低阶层到较高阶层的必要流动被打断，那么精英分子的循环就会终止，社会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梅奥认为这种循环已经受到干扰，而社会领袖却不了解这一点。工作的工业化过于迅速导致社会变革，鉴于上面这一点，当社会变革期间，社会必然诞生具有高度“综合化头脑”的管理者。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精英阶层是存在的，但是在对人的理解和控制方面却未经训练，缺乏为促进合作所需的生物和社会行为方面的知识。这些人必须被找到，并在理解不合逻辑的社会准则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面接受训练，由此，他们处于管理职位之时，就能够改进那些维持工作士气的方法，而不是在雇员和雇主的冲突中偏袒某一方。问题不在于谁应该控制社会、工会或者管理层，而在于为了进行明智的控制需要开展什么研究。我们必须消除无知，扫除文盲，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如果这种新型管理者想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在倾听方面接受训练，了解他们在理解所听到的东西方面的局限性，看出个人和集体态度中合乎逻辑的、不合乎逻辑的和非理性的成分。这样的管理者需要接受大学训练，学习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困难，这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
对于这本书，大多数评论是有利的，其中有许多都精确地按照梅奥所写的文字叙述。他被描述为一个不同领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