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类商品是个人用来炫耀的，例如小汽车、皮大衣、糖果、钢笔等；另一类商品并不总是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唯物至上的工业主义被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所助长，不重视个性，于是社会“疾病丛生”、个人人格分裂，进而导致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失衡——正如在芝加哥之类的城市所开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
为了解释这种不平衡，梅奥使用了他关于“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这个命题。在此类工业化以前，尽管旅行不便和知识传播受限，但人们仍过着一种完整的群居生活，发挥了必要的社会功能。工业化以后，工人的流动性很高，家家户户住在暂时性的居所里，上下班途中费时更长，单门独户的生活限制了家庭的活动范围，而且，每五年时间邻里居民就全变样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国内市场，因为从此以后，人们购物不是为了社会用途和享受，而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物质产品的生产增加了，因为人们开始用它们来补偿群居生活的瓦解。梅奥断言，“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作为对社会价值的替代，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预示着生活水平的降低”。他还暗示了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在一个秩序糟糕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市场的，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对甜言蜜语似的广告和灾难性的谣言变得疑心重重，一举一动就好像他们生活在起伏巨大的状态中：要么高度繁荣，要么极度萧条。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梅奥宣称，社会和谐的任何缩减，都将导致社会性支出的收缩，从而把必要的收人结余下来，要么用于奢侈消费，要么在股票市场过度投机。梅奥建议，社会应该像高度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融资和生产那样，高度重视消费的组织和事关经济稳定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