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儿童的意义，对于为孩子们所不知的生活环境，他倡导父母亲们给予孩子们自信和安全感，从而消除孩子们的恐惧，使他们有能力在控制现实方面建立自己的方法。
公共演讲和讨论方面的成功伴随着写作的成功。1923年下半年，当拉姆尔及同事决定继续资助梅奥的研究的时候，他发表了三篇文章。1924．年，他又发表了两篇专业论文和两篇通俗文章，还向费城的内科医生学院（Col。lege0fPhysicians）发表了一次题为“工业心理卫生”的讲话，这个讲话获得了与会者查尔斯·伯尔（Charlesw．Burr）博士的好评。第一篇研究论文把他就大陆米尔斯公司的研究所作的讲话公布了部分内容，并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多伦多会议心理学部上宣读。第二篇研究论文强调了总体情境心理学，还首次将它提交给纽约的泰勒学会（17aylorSociety）。一篇通俗文章题为“文明——充满危险的冒险”，该文章重复了他以前发表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论述了以下各类人精神生活中的相似性：野蛮人、儿童、成年精神病人以及因非人的痛苦的工作环境导致破坏社会的人。另一篇通俗文章题为“文明了的无理性”，它重复了1919年的著作《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也就是说，文章力主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批评无能的政客，提高了父母和教师在促进儿童的正常发展和控制婴幼儿的幻想方面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收录于K．A．罗滨逊编撰的《通往真理之作》（EssaysTowardTruth）第二版，同时收录的还有罗素（BertrandRussell）等哲学家的作品。
1925年，梅奥又发表了两篇通俗文章，并针对某个评论家的批评写了一封冰释疑虑的公开信，他还见证了自己在多伦多会议上的论文在英国发表的情况。第一篇通俗文章题为“糊涂透顶”，文中包含了关于工业冲突和研究必要性的想法，但是，其中文中的一个观点遭到了《综合述评》（The．Survey）杂志副主编罗伯特·布鲁厄（R0bertw．Bmere）的严厉批评。首先，布鲁厄对梅奥进行了赞扬：
与梅奥相比，没有人更能透彻地理解工业冲突的含义了，没有人更能明白易懂地定义工业冲突的特征了。他所掌握的心理学技术之于工业中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就如同弗里德里克·泰勒的较早期技术之于行政管理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梅奥先生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它与泰勒的工作一样，极具先驱性质。
但是，布鲁厄不能同意梅奥的结论，即美国工业的美好未来“似乎取决于在参与使工业组织成立工会并不必要的过程中，雇主及雇主联盟……的智慧”。布鲁厄相信，这一结论鼓励工业中的一方设法除去自治的对立方，这样做不但不会扑灭“强迫性的非理I生之火”，反而会火上浇油。这是谴责梅奥对工会怀有偏见的第一个评论家。
在回信中，梅奥承认他的文章可能被人误解，同意布鲁厄的以下意见：针对工业冲突，他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而不是专门性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要科学地研究劳资关系中的问题。针对强制组织成立工会，资方的“开店”策略只会引起工业冲突，支持工会的历史发展和宗旨。然而，梅奥的意图并非像布鲁厄所认为的那样：每一项权利都退让为雇主的组织，工会被排除出去。但是，由于美国没有经历过劳资双方漫长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它有可能“把雇主与雇员从智力上一分为二，这种二分法过去和现在都困扰着欧洲”，鼓励工会主义成长为一种“持续而稳定的并安全的手段”，而不是鼓励工会主义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如果管理人员对他们自身和工人加强理解，获得为管理工业中的合作性关系而非竞争性关系所必需要的技能，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正如梅奥经常重复的那样。
第四篇通俗文章为梅奥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婚姻应该是单一的吗？当然应该是”，他在《哈珀斯》9月号上这样写道。他以一种轻快活泼的风格颠覆了关于婚姻的传统。他不但没有对浪漫理想化，反而进行了抨击，用精神神经病病例来证明其观点，并断言，年轻人当中的婚姻不幸归结于他们的父母对于婚姻单一性的否定。此外，婚姻不幸是城市化的产物；女人与社会隔离，在家孤独寂寞，家务变成苦工，她们与她们的男人过着令人痛苦的、没有职能的、缺乏共通性的生活。最后，在年轻人当中，对性的过分强调交织着对性的持续抑制，这一点混淆了婚姻中爱情和性爱体验之间适当的关系。男女乱交和对性的严厉抑制都不是“灵丹妙药”。梅奥列举了众多对爱情和婚姻不满的女人，谴责了家庭和学校中糟糕的性教育，以及现代杂志和电影对于性的强迫性幻想。关于婚姻的单一性，梅奥意指可靠、信任、和谐和理解，他认为这些才是伟大的婚姻历险的本质所在。
这篇文章获得了许多表扬信。不幸的妇女寻求梅奥的帮助，他把她们介绍给他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的精神病医生汉密尔顿。约瑟夫·威利茨发来了贺信，并许诺为妻子留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