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工业的冲突准备就绪了，但他必须先说服华盛顿的工业心理学家们，充分打消他们的疑虑，然后才能和纽约的研究资助人会谈。梅奥的老毛病跟随他横跨大陆再次出现了，他担心当他得到认可并准备就绪的时候他会身无分文，最后不得不工作才能得到返乡的路费。他责备自己，“一文不名地来到美国而试图为了工作拿腔调、要高价，这种姿态真是厚颜无耻”。
梅奥与查尔斯·梅里亚姆会面。梅里亚姆是个一流的政治学家，负责规划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的组织结构和活动。他们有诸多相同的想法。尽管民主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但两人都对民主持有乐观的看法。两人一致认为，兴趣的持续变化虽然易于识别和制定计划，但是，通过运用富有智慧的思想解决问题是可以促进合作的。公民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应该接受良好的训练。训练应该基于科学的社会知识，此类知识将得自各所大学所开展的应用型社会和政治研究。对于研究，梅里亚姆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运用改进后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要求具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求助于社会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洞见来解决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问题。梅奥亲眼目睹过昆士兰州的工党政府是如何控制该州的工业的，梅里亚姆像梅奥一样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它给予了国家对经济太大的支配权。此外，两人都对自由放任的工业系统不满，因为其不计后果的、有时掠夺性的发展将导致一个巨大的、处在民主国家控制之外的权力源。梅里亚姆和凯洛格都提到要带梅奥去参见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与纽约心理咨询处（PsychologicalBureau）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在一起，梅奥觉得自己不那么惹人注目了。虽然卡特尔很友好，但他一点儿都不喜欢弗洛伊德和医学心理学。再加上他明显地倾向于他的实证研究，这些都使得梅奥不愿意谈论自己比较喜爱的话题。第二天早上，梅奥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人类学与心理学部主任雷蒙德·道奇（RaymondDodge）在一起，中午则同罗伯特·亚尔克斯共进午餐。亚尔克斯曾负责美国陆军的心理测试工作，在梅奥眼里，他是美国一流的心理学家。
梅奥获悉，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把他与已故的埃尔默·萨瑟德（ElmerSouthard，1876～1920年）可以相提并论。萨瑟德出自哈佛大学，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他因精神病理学研究而被任命为波士顿精神病院第一任院长。和梅奥一样，萨瑟德也对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悲观主义和情绪一元论持批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同自己的同事所持有的反心理主义作斗争。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高级院士都认为，梅奥是自萨瑟德去世以来他们遇到的熟悉工业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人。一流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瑟斯顿则表示，他想就如何研究匹兹堡市工业动荡的原因向梅奥请教。凯洛格及其同事对梅奥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叫梅奥一起去见一见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Ruml）和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Fosdick），并附上一封介绍信。
拉姆尔最近刚被任命为洛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LaHl\"aSpelmanRockefeller’MemorialFoundation）临时理事。后来，他成为梅奥最亲密的美国朋友之一，而且，梅奥之所以在美国的学术界稳如泰山，声名远扬，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人。拉姆尔于1894年出生于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CedarRapids），父亲是一名医生。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uege），他集极度聪明、游手好闲和智计百出于一身而令人称奇，由此鹤立鸡群。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并进一步发展了他那不同寻常的创造性思维的技巧：一人独处之时，他会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身随心而动”。之后，拉姆尔担任瓦尔特·冯·迪克·宾汉姆教授的助手，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任商业测试分部（DivisionofTradeTests）的联合主任，对心理测试的发展了然于胸。战争结束后，他与其前任军队长官瓦尔特·斯科特（WalterD．scott）博士合作过一段较短的时间，后来成为装甲与快速肉类加工集团公司（A珊0urandSwiftmeatpackingcompanies）管理层的顾问。1920年，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Jr．）聘用拉姆尔，就如何提高纽约一流的文化机构对公众的价值提供咨询。出色的工作和富有魅力的个人风格使拉姆尔迅速得到了纽约上流社会的认可，于是，27岁时他就被任命为洛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拉姆尔一贯精力充沛，胆色过人，他开始着手一项宏大的计划：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上资助7500至8000万美元用以开展长期的、大规模的研究。以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们总是倾向于有关当前议题的小型传统项目，但是拉姆尔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