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由乔治去世所引起，但却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对于未能进入医学专业他有负罪感，而让家人失望使他感到羞愧。尽管父亲的去世使他有机会说出他会如何弥补过去的失望，但是积习已久的罪孽感和实实在在的卑微感还是让他不安，他变得悲伤沮丧。
乔治的去世也表明，旧秩序之下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乔治把原本属于老梅奥的金表传给了他。对于他来说，这一举动的意义再清晰不过了：他的责任是维持家庭的传统，而他必须在履行这一责任方面对祖辈有所交代。于是，在支持旧方式的责任与推进新工作的迫切要求之间，梅奥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梅奥的失落感、卑微感及内心冲突，致使过去的种种经历涌向心头：他是如何受害于令人尊敬的权威的，如何受到心胸狭隘的教育学家的抑制的；他勤奋地学习别人为他选择而不是自己选择的专业，但却被人们驱逐到爱丁堡以改邪归正。部分地出于补偿的原因，他转向了心理学，找到了它在医学中的位置，鼓吹用它来征服社会疾病，用它来对早期的叛逆和没有遵循传统的遗憾作出补偿。
当他创作关于社会疾病及其心理学根源的文章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和感受也许构成了梅奥的内心冲突。写作过程中的困难与父亲去世的关联从他写给多萝西娅的上述信中清晰地表现出来，这封信把他的挣扎的创作比做“一个被扼住脖子的学者的垂死之声”。此外，心理学价值与其应该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出现在这封信的想像之中。一方面，心理学是“地道的废话”，另一方面，它威力无穷，致使强有力的领导人手脚颤抖，使“吹手们”声泪俱下。他和鼓动家们及乌合之众打成一片，这一点可以从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幻想虚幻之物的异教徒中看出。题为“为什么异教徒发怒？”的文章后来更名为“乌合之众假说”，它出现在《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uilization）一书中。最后，心理上的紧张被以下强烈渴望加剧了：他想要离开昆士兰，以稍稍挽回因两次没有找到工作而丧失的自尊。
把想法落实在纸面上原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这种冲突致使它成为了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当始终蔑视勤奋努力的乔治赞美海蒂的忠贞美德的时候，让梅奥想起了母亲如此忠实地在自己身上培养的东西：在公众场合出色表达的能力。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种冲突过去了，他实现了一直寻求的心智健全，并把非理性思考同专注的有目的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他写道：：
我正缓慢地发展关于“革命”的想法。我认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确不错。我预计将来我重新阅读它们的时候，有可能有某些段落会让人失望和不满。但我又相当满意于对它们不作任何修改。事实上，我希望它们将确凿无疑地引起社会科学家的注意。我相信它们具有某种“必然性”，也许会让搬弄是非者“发挥全部能力…’。我已经对它们大改特改了，而且目前“革命”正在经历相同的历程。
“革命”和“人民的意志”是这五篇文章中的最后两篇。这两篇文章大量引用了《民主与政治》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并对前三篇文章进行了总结。
梅奥决定在墨尔本进修并度假，然而未来的计划仍不明确。他希望同多萝西娅待几个星期，因为自结婚以来他们常常不在一起。他希望分别与安布罗斯·普拉特、英国的阿契鲍德-斯特朗（Archibaldstrong）副教授及墨尔本的其他同行进行探讨。他还希望当他为麦克米伦公司撰写“健全心理学”的手稿之时，某个工作会不期而至。当布里斯班的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想“回祖国英国”的时候，他说他负担不起路费，因为学校在他休假期间给他的薪水不够。他一度希望安布罗斯·普拉特将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五篇文章，从而增加他的收入，但是安布罗斯·普拉特发现报纸不愿意发表任何有可能冒犯读者的文章。而梅奥的文章在解释工业冲突的同时也指向了劳工党和保守党的心理弱点，不但没有赞扬这两党，反而抨击用以限制和解决工业冲突的仲裁制度。
在他离开昆士兰之前的三个星期，梅奥决定先在墨尔本稍作停留，然后前往英国。学校重新考虑了教授带薪休假的薪水问题。梅奥听到一个谣言，说他最低的薪水有可能将近500英镑。于是他开始推究自己为什么应该到伦敦去。以前，查尔斯·卢卡斯爵士于1905年拜访南澳大利亚总督之时，曾建议梅奥返回伦敦，运用其技能管理工人的集会。梅奥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走进工人大学，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得到校长艾伯特·戴斯（A1．bertV．Dice）教授的接见，并被推举进入多个委员会。这时候，学校一名“头脑糊涂却正派庄重的”数学讲师肯尼思·斯旺威克（KennethSwanwick）找上门来，他说他认为梅奥在伦敦有可能大展拳脚，因为诸如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和科尔（G．V．H．Coole）之类的著名学者，都未能表现出在实践方面很好地把握英国的劳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