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阿尔都塞的工作代表着一种最严肃系统的尝试，它要证明马克思的思想在根本上乃是反黑格尔主义的，这一点使他同其他两位本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区别开来了（卢卡奇正象他晚年所说的，力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挖掘出黑格尔；而阿多尔诺则至少可以说同黑格尔思想有着暖昧的联系）。
阿尔都塞在他最著名的“矛盾与多余决定”（1962年）一文中攻击了那种企图在哲学上使马克思同黑格尔的联系带上诸如恩格斯式的断层的做法。在恩格斯那里，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是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截然对立的。阿尔多塞认为，既然正是通过“原始同一、自我外化以及最终丰富的统一”这一辩证循环，黑格尔才得以证明物质世界乃是“绝对精神”的某种外化，那么，这种方法和体系间就无法作出区分，方法即是体系。马克思的辩证法若想成为唯物的，那么共结构必须在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什么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阿尔都塞在这里以及后来的文章中考察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反对在经济基础与政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认识态度。其一“表层因果论”的态度：把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看成毫不相干的物质问作用，就象一个台球撞击另一个台球那样；其二“表层因果论”的态度：把经济当作社会整体的本质来对待，而上层建筑的不同方面则。是这一隐秘的核心的表现，这些方面均具有核心的结构。阿尔都塞认为，这两种态度之失误在于：它们否认上层建筑有任何自主性和在一个事件中把上层建筑只当作结果或经济基础的副现象——质言之，两者都是还原主义。
阿尔都塞抛弃前述两种态度，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因素都是实践多样性的结果。关于实践，他主要举出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理论作为范例。社会组成部分的实践多样性是不可归约的，或如他所说的，乃是“永远预先给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不能还原为经济。不过它们却由经济这一“最终决定性因素”给定结构。每一社会组织部分都有某种、“起主导作用的结构”，在不同实践中有某一特定的实践活动君临其他方面，起着阿尔都塞所谓的“主导性”作用。经济决定着何种实践成为主导，因此，经济决定作用乃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将特定角色分配给不同实践而发生作用的。阿尔都塞从弗洛伊德那儿借用了“多余决定”一词，试图以此来概括这样一种观念——经济从来不是单独地而唯有在同别的实践（即政治、意识形态等实践）的相结合中才能起作用。
对经济所作的这种解释的内含之一乃是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这一自主的界限是借助主导性结构——本身由经济决定——的不同实践活动，但在界限之内，实践是不受经济生产束缚的影响的。对阿尔都塞来说，尤其重要的命题是：“理论实践”乃是相对自主的。阿尔都塞曾于1948年一度加入法共，那时，人们正鼓吹“科学中的阶级分界”，物理学和遗传学界被人为地划了一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界线。“多余决定”概念可以说正好为这种无聊之举后的人们指出了一线希望，并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从事本职工作提供了可敬的马克思主义证据。阿尔都塞还专门在哲学上论证了理论实践的自主性。他深受巴谢拉尔，加维雷和冈古莱姆认识论传统的影响，在后者看来，科学理论乃是概念体系而非事实之堆砌。科学革命乃是概念上的突破，而非经验中之发现。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科学是以其内含的疑难问题系统为表征的。他把一个概念结构形成的点描述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这一认识论最著名的运用乃是马克思作出的。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其诞生是在1844~1848年。因为在那时，马克思已抛弃了早期的人道主义，而转向把一种历史理论当作“没有主体的过程”（而阶级斗争在这过程中则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样一种问题的转换并非总是明显可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类似于心理分析的特定的“症侯阅读法”来发现文本表层下面的真正结构。
这种“语言的决疑”（福柯语）的根据之一在于，构成一门科学的认识论决裂乃是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阿尔都塞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最根本分歧在于：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每一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点，他认为，人类必须生活在与他生存条件的某种神秘联系中，而这种境况乃是社会联系的先决条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这种解释深受拉康的影响，他后来补充提出他称为“意识形态的状态结构”（如教会；学校等等）的分析——这些都继承了杜克海姆功能主义宗教阐释的遗风。这一点触及了阿尔都塞整个体系的核心即他自己学说的地位问题。阿尔都塞自称已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但他自已的著作又显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那么哲学如何能够既超出科学又脱离意识形态呢？阿尔都塞对此回答是前后不一的。在他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一种科学的超科学。而后来，它又成了科学和政治的折中，是“理论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