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大家，而其创作又以模拟著称。前代辞赋家，尤其是屈原、司马相如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作赋的时候，经常模仿他们的赋作。扬雄一方面对于屈原刚正执著而不为世俗所容，最终投江而死的悲剧命运感到深切的同情，反映屈原精神历程的楚辞作品《离骚》也深深地感动着扬雄，每次阅读都使得他落泪，所谓“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但另一方面他却不赞赏屈原选择的人生方式。扬雄认为当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时，执著对抗是没有必要的，而应该顺世从俗，与世沉浮。扬雄以为君子如果生逢其时则安步徐行，如果不得其时则可以像龙蛇一样潜伏，学会保全自我。扬雄还说，“遇”与“不遇”都是命中注定的，没有必要以身沉江。
于是，扬雄也着手模仿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往往是以《离骚》为模范，而在表现意旨上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抛弃许由、老聃所珍爱的人生方式，而继承了彭成的人生之路，反映了他明哲保身的思想。《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后来将辞赋视为“雕虫小技”，不再作政治讽喻赋，又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他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为将来撰写《太玄》做准备。传说：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后，于是“大潭思浑天”。四川自来有重视天文历法的传统，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概周灵王时，明于历数的苌弘贬死于蜀，天文历数之学遂传于巴蜀。至西汉落下闳而大放光华。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汉武帝时征诣待诏太史，与太史公司马迁等同造《太初历》，他的成绩是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浑天仪（又称浑仪）来模拟天体运行，计算时节，比较合乎天体运行规律。因此自《太初历》制定之后，历代历法都只在此基础上做某些校正，无根本改变。扬雄的前辈学人，司马相如擅文赋，落下闳长于天数，严君平兼黄老、卜筮，扬雄既从严君子肄业，传习黄老、易卜之术，是一位思想家，又模仿相如为辞赋，是西汉末杰出的文学家。今又传落下闳之业，研算天文历法。于是，古代巴蜀传统四学，兼而有之，最为全面，最为博洽。
尤其可贵的是，扬雄运用浑天说原理人《太玄》，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自序说：“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正是讨论用浑天入《太玄》的原理。
扬雄作《太玄》，具体时间是在哀帝时。当时，外戚丁氏、傅氏及佞臣董贤先后当权用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依附他们，多平步青云，起家为二千石大官。扬雄不屑同流合污，无所依傍，淡泊自守，草拟《太玄》以寄托天人之思。当时有些人嘲笑他“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以便“历金门，上玉堂”，谋取荣华富贵，却来作《太玄》，为经五千，为说十万，虽然“深者人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巧思极虑，可以说是无思不用其极了，可是还是“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官卑职微。岂非为玄不玄，功夫未到，“其玄尚白”乎？面对世俗的嘲讽，扬雄作《解嘲》为自己寻找自我安慰、自我解脱。
扬雄著作的价值究竟如何，在当时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扬雄创作《太玄》《法言》之后，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不可能流传久远。《易经》是儒家六经之一，汉代推为六经之道。扬雄拟《易》作《太玄>，敢做圣人才能做的事，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当时儒者之中就有人认为扬雄并非圣人而作经书，犹如春秋时的吴、楚之君违背礼仪，僭号称王，应该是该死的大罪。当时的大学问家刘歆也曾经读过扬雄的一些著作，可是读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讥笑《太玄》一钱不值，并挖苦说“将来恐怕只能给后人用来盖酱坛”。扬雄听了之后，笑而不答。
在众多人对扬雄著作进行非议的时候，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却称赞他与圣人同功，桓谭就是典型代表，他高度评价了扬雄的《太玄》等著作，认为超世绝伦，足以流传千古。桓谭《新论>说：“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诰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又说：“扬子云何如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人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又说：“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在人们对扬雄作《太玄》普遍不理解的时候，桓谭竟将扬雄其人其书视为汉朝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奇才奇书，并进而将他与伏羲、老子、孔子相提并论，推许他“能人圣道”，可与圣人并驾齐驱。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到扬雄去世的消息以后，就问桓谭说：“您曾经称赞过扬雄的书，难道它真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