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年-1870年）出身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立志为废除农奴制而斗争。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他同奥加辽夫一起组织小组，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流放。1842年，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莫斯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斛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年-1843年）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年-1846年）。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此后，赫尔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1847年，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从此再未回国。侨居国外期间，赫尔·岑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除精神破产的状态。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50年代时，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1855年-1869年）和《钟声》报（1857年-1867年），秘密运回俄国传播。这些报刊大力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打破了国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活动圈子狭小，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曾经在《钟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幻想感动沙皇，使其自动把土地发给农民，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60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年）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年-1847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年-1868年）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屠格涅夫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883年）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50.60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70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年-1852年）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述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