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年-1860年）、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年-1813年）等，他们抵抗法国侵略，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睛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歌德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意大利旅行（1786年-1788年）归来后，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27年之久（1791年-1817年）。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长期居住魏玛，1832年逝世。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本来抱着一套改良主义的想法，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如儆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这些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反抗的精神，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他笼统地赞颂人的“高贵”、“友爱”、“善良”（如《神性》）。同时，他的某些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他研究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786年，歌德到意大利旅行。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两年，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意大利，他完成了1775年就已开始的悲剧（锿格蒙特》（1788年），把1779年写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1787年），回到魏玛后，又写出80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1790年）。这三部剧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歌德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却又否定它的暴力手段，并对革命中的群众力量缺乏理解。他写了一些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格言诗》（1796年）中的一部分，以及戏剧如《市民将军》（1793年）、《激动的人们》（1794年）等。歌德主张政府须顺应时势进行改革，来对付革命。他在不少作品里都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这充分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它的反动性。被称为“市民牧歌”的《赫尔曼与窦绿台》（1797年）是一部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的叙事诗，叙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逃亡时在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饭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女子窦绿台的爱情。歌德在这里主要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歌德自己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中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这里所谓的纯洁的人性，无非是对于小市民的庸俗安定生活的美化。
1794年以后，歌德和席勒日渐接近，彼此密切合作，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十多年内两人都写了许多重要作品。歌德在这时期内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年-1796年）、《浮士德》第一部（1808出版）。歌德晚年致力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年-1829年）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年）的写作，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歌德逝世前不久脱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