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瞿秋白是因患病才被留下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行军的。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像的毅力，成为全程坐着担架走完长征的人，成功到达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因生病坐上担架行军，和王稼祥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并不会管他个人的意愿如何。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瞿秋白留在苏区的真相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提出，瞿秋白留下来是通过正当组织程序决定的，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留赣名单不能轻易改变。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明明摆着那么多人为他说情，博古顺水推舟也说得过去呀！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关于中央苏区人员去留的问题，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同志对博古提出批评与质问，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