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性格思想的形成，都是无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自己就深受贪官酷吏的压迫陷害，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对驿站进行精简改革。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受尽侮辱，后由亲友侥幸救出。年底，他杀死作威作福的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这才逼上梁山，参加义军。李自成惨痛的个人经历，使他内心深处对黑暗专制的等级压迫切齿痛恨，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情愿再坐上那把继续吃人的龙椅，但从明末总的形势来看，在腐朽霉烂的封建文化土壤上，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仍然没有出现，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政体完全没有可能。李自成注定只能用封建主义去反对封建主义，以李氏王朝的新龙椅去取代崇桢屁股下那把摇摇欲坠的破龙椅。这就是他的矛盾纠结之处。
李自成的思维怪圈，使我想起了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当革命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个悖论：
“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
看谁玩转“帝王术”
李自成之所以坐不稳龙椅，是因为他的“帝王术”这门功课实在没有及格。
古代帝王和现代当政者在统治过程中，除了要制定一系列规则制度外，还要应用权力控制手段来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它对历史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所谓天子的“恩威”是指，一边皇恩浩荡，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一边又是天威凛凛，如“钟魁之剑”森冷逼人。历史上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两手交互，适可而止，使臣下在感恩戴德之余，不免惶恐之至，始终怀着几分如履薄冰的戒惧之心。
有人曾经把管理学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如果从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此言可谓确论。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的一个组织领袖，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除了善于制订一些明面上的规则之外，还要善于运用一些不便明说的“隐性手段”。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这方面，同样姓李的另一个皇帝，就是李自成最好的本家老师。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大唐贞观朝的CEO，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0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皇皇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手段。
贞观四年（630年）春天，名将李靖一举平灭了东突厥，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凯旋之日，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弹劾的理由竟然是“（李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
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凯旋归来的李靖真是哭笑不得。天知道温彦博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就算他所说属实，可自古以来，长年在外以命相搏的官军一旦打了胜仗，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犯得着上纲上线吗？更何况，相对于“平灭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那几件所谓的“虏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但这种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中饱私囊，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见到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李世民果然一脸冰霜，龙颜大怒地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矢口不提他的功勋。李靖不敢辩解，更不敢邀功，只能频频叩首谢罪。回到家一连几天李靖都寝食难安，时刻担心皇帝问罪。忽然有一天，太宗召他进宫，不仅温言抚慰，还大行赏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回朝后却有功不赏，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过你放心，朕不是昏君，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朕想好了，决定赦免你的罪行，奖励你的功勋！”随后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赐食邑500户。过了几天，李世民又对李靖说：“前些日子有人进谗言，说了一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