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随着左翼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扬弃，文艺大众化一次次成了文艺讨论的焦点。鲁迅号召“应该有为大众着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绝大多数左翼作家把“大众化”理解为“化大众”，因此文坛缺少真正站在广大民众立场上的、为广大民众所喜欢和接受的文艺作品。1934年8月赵树理在《山西党讯》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强调“实地参加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出大众的作品的”。此后鲁迅《门外文谈》中言：“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这段高瞻远瞩的结论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性文学革命中的先导作用、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及文学革命大众化的具体途径——“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大约就在这时，赵树理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明确宣称自己价值立场在大众，且真正站在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说话的知识者。此后一直到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是为鲁迅倡导的这种大众化所做的不懈努力。
赵树理所坚持的“为农民”的大众化文学应该说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延续，也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具体化，是知识分子由一种站在知识分子价值立场上的言说向一种站在农民价值立场上言说的转变。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阶层，除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文学的。五四以降的文学提出了向大众转变的方向，特别是左翼文学，但这种转变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仍然是掌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他们注意到了农民对象，但真正又远离他们，因此虚构出了农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鲁迅在他一系列的小说中曾对乡人的“麻木、愚昧”进行过深刻地发掘，但他同时也对这种历史性预设的批判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和怀疑，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作为一位逃离乡村的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进入乡村世界的黑洞，对乡村沉默的大多数，他自己也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精神守望，“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倘写下层人物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与无产者并无补助”。因此无论是延安整风前左翼文学对民众精神的“启蒙”之化还是延安整风后对民众的“新人”之化，两者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历史性预设的“大众化”，而民众，尤其是农民，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他们切身的生活现状的改变，知识分子和民众所关注的仍是背靠背的、两不相干的。赵树理所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使他看到了农民改变现实生存现状的“革命”要求，和农民身上在所难免的封建小农意识和革命纯粹性的缺乏，而赵树理的农村出身，“萍草漂泊”的底层生活，又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对物质“实”利的看重和对生存现状改变的渴求，这种冲突使他意识到左翼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知识分子历史预设的，而后者的价值立场是农民现实关涉的。由于这种区别，赵树理作为一位知识者，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去言说农民的声音，这自是出现了一种与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言说立场很不相同的新视野———坚守农民“实”利的大众化。
赵树理的这种大众化文艺主张并不为当时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赞同，反遇不少冷嘲热讽。1942年1月，太行山有四百多名文化人在清漳河畔的曲园村讨论文艺工作，“会场空气异常紧张”，赵树理舌战群儒，建议文学从左翼作家的“亭子间”走出来，放到劳动人民的炕头上。才华横溢的青年记者高咏提出：“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赵树理针锋相对地说：“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文艺！”
徐懋庸回忆说，这件事后“文联的同志同我一起漫谈，大家说了很多对赵树理不满的话”。且就是徐懋庸“个人对大众化的理解，特别是对像赵树理这样土生土长、真心诚意搞大众化的作家的认识”，是“不充分，不具体”的，实际上带有一种不支持，甚至轻视的态度，说赵树理在1942年文化人座谈会上发言有些趾高气扬，并对文联干部讽刺得很刻薄。事实是，这种刻薄来自于赵树理不能容忍知识分子身份的同伴们对农民的鄙夷态度——鄙夷农民吃的南瓜汤、臭酸菜，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赵树理把这种鄙夷态度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