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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文学类(2)(1 / 3)

农民群众的觉醒得到了较完整表现的是作者的中篇《农村信使》(1933)。主人公卡扎卡替财主做牛做马,以为财主会因此而实践他以残废女儿相许的诺言。没料想好梦一场空,并落得解雇的下场。他从受骗的亲身遭遇中醒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革命战士。作品真切感人,富于典型意义,虽然人物性格和生活画面还不够丰富多采,但确是一部农村革命的活生生的历史。作者因这部作品曾被捕入狱。

三十年代卡拉斯拉沃夫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在维护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三十年代后期,保加利亚政权日益法西斯化。严密的检查制度使得作家不能够直接描写尖锐的********,他便把笔锋转向对农村私有制和宗教迷信的揭露。如短篇集《财产》(1936)、长篇《骗局》、《曼陀罗》(1938)、《儿媳妇》(1942)等,是这方面有影响的作品,尤以后两部小说艺术成就最高。

《曼陀罗》通过小私有者马丽奥拉的形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毒害作用。马丽奥拉为积累财富,也曾受过些生活的煎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受害者。但资产阶级视钱如命的人生哲学又成了她的道德准则。财产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它摧毁人性,夺走了她身上最后一点光明的东西,就连她的母爱也浸透了“财产意识”。为了财产她不惜毒死丧失丈夫的儿媳妇,并用“人与人是狼”的人生哲学毒害小儿子,阻碍他参加革命队伍。作者以马丽奥拉的形象鞭挞了当时小私有者中部分远离革命队伍的保守落后势力。马丽奥拉的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又有深刻的社会典型意义。

《儿媳妇》则以农村大产业主为揭露对象。故事线索主要通过主人公尤塔兰和儿媳妇之间的冲突而展开。作者用平和而细腻的笔法,按照生活本身的规律揭示了尤塔兰形象的本质特征。金钱是尤塔兰毕生奋斗的目的,也是他把周围的人变成奴隶,制服被剥削者的手段和权力基础。在这个人物身上,贪得无厌地积累财富和种种罪行的发生,都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及其危害社会的破坏作用。作者通过这个寄生阶级的典型形象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了有力的否定。

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语言丰富、结构严谨。作者善于以从容不迫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栩栩如生,出神入化。作品的缺点是没有塑造出成功的富于时代精神的正面人物形象。

1945年保加利亚解放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卡拉斯拉沃夫还写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多以过去反法西斯的战斗生活为题材,部分作品也反映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中篇《探戈舞》、长篇《平凡的人》是给作者带来新的声誉的作品。前者有力地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保加利亚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黑暗。作品荣获季米特洛夫奖金。后者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史诗性作品,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到保加利亚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作家七十年代发表的重要作品剧本《我们的母亲》(1973)及小说《白色森林的故事》(1975),都是作者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它们的基本思想内容和作家过去的这类作品并无二致。1956年他的十卷本作品集问世。1958年卡拉斯拉沃夫被选为保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任保作家协会主席。作家生前还是保科学院院士,并享有多种荣誉称号。

格林(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英国中部的伯克爱姆斯特德。在他父亲当校长的学校上学,后在牛津伯利奥学院学习,发表过一本诗集。其后任《泰晤士报》副编辑四年。他因他的第四部小说《伊斯坦布尔列车》而成名。他把这本书列为“消遣”类,以区别于他那些以宗教问题为中心的更为严肃的作品。1935年他作了一次横穿西伯利的旅行,写了《没带地图的旅行》(1936)。回国时被聘为《观察家》杂志的电影评论家。他早在1926年就皈依了天主教,1938年教会委托他去墨西哥访问,了解当地取缔教会的情况,结果产生了旅行记《不法之路》(1939)和小说《权力与荣誉》(1940)。

从1938年发表《布莱顿岩石》开始,格林写了一系列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如以墨西哥当局驱逐教会、追捕牧师为题材的《权力与荣誉》、以西非为背景的《问题的核心》(1948),及其后的《事情的结局》(1950)。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主教徒,这些人在复杂的社会中犯了这样那样的罪行,作者在探讨他们的罪恶、信仰、赎罪、解脱等问题时,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他认为人是天生腐败的,人没有能力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教会也没有办法阻止人犯罪。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教会的代理人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些作品艺术性较高,非天主教徒对它们也感兴趣。

1941~1943年格林从事外交工作,被派往西非,后来他又曾到过亚洲及拉丁美洲,因此战后格林的作品转到以国际政治问题为题材的小说,他观察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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