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认识，造成决策失误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例如，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份强调“以粮为纲”，在甘南牧区违背经济和自然规律，提出“开光平滩、牛羊上山”的错误口号，大搞移民垦荒，通过行政手段，层层下达粮食任务，迫使一些以牧为主的乡、村转向以农为主的生产。全州开垦草牧场120多万亩，使许多冬季草场也变成耕地，极大地干扰了生态平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对甘南长江、黄河上游和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只重采伐利用而疏于培育保护，使森林资源受到极大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乱砍滥伐森林的不法行为达到惊人程度，使当地森林资源每年以130万立方米的速度递减。消耗量超过净生产量的37．4％。临夏州1958年出现万人进入林区炼钢铁。和政县新营林区的大峡、铁沟，临夏县于刁林区的槐树关、老鸦关等地滥伐次生林炼铁，将附近的乔灌林、山坡河滩的沙棘砍光。“文化大革命”中近山、低山的灌木林被毁后开垦种田；中、高山上的森林也严重受损，乔木林演变成灌木林，林线后移、林相残败。全州仅存的广河县买家巷一带560株“左公柳”也于1975年因拓宽公路被伐。急功近利导致利用资源不择手段。卓尼县洮河上游的水源涵养林以木质优良称著，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与邻县群众乱砍滥伐，年复一年屡禁不止，毁林达42万多亩，其中有36000亩林区变成荒山，92000多亩幼林被砍光。80年代以来，甘南成为全省用材林基地，采伐规模进一步扩大，使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原来树木葱葱，一派荫郁的卓尼县现在森林覆盖率已不足24％。临夏州的莲花山、和政县罗家集、临夏市榨河滩、太子山等地的自然林、人工林多次遭到非法砍伐。1980年社、队毁林案就有201起，有些队干部带头砍伐集体林木运销外地。全州1979年砍伐林木5万立方米，是年生长量的2．3倍。太子山林区曾发生州内外7个县、集中4千余人、800余辆架子车、2千匹牲畜进山结帮成伙公然抢砍的恶性事件。天祝县境内石羊河支流黄羊河源头双龙沟长17公里的河床上发现金矿，1984年一1987年附近群众4万余人蜂拥而至开矿淘金，致使水源涵养林植被惨遭破坏，河床两岸阶地植被毁灭性破坏面积达73万平方米，其状残不忍睹。类似淘金、采矿对水源涵养区的破坏在祁连山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
三、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现实问题
1．森林消失直接威胁江河源头水源涵养质量，并诱发各种生态问题。甘南州自明清开始，砍伐森林已造成大夏河、洮河沿岸童秃。白龙江流域森林也急剧减少。卓尼县大部分林区已沦为疏残林，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50％降至目前的24％，林线后退8—20公里。临夏州现在包括四旁树在内，森林覆盖率只有11．6％，其中处于黄河上游刘家峡库区的永靖县、东乡县仅为3．29％和2．92％；位于洮河流域康乐县覆盖率最高，也只有15．71％。使黄河上游干流和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水源补充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多。河西走廊祁连山林区一直处于不断减少之中。建国之际，祁连山林区剩下13．3万公顷，到20世纪80年代又减至11．13万公顷，森林带由海拔1900米退缩到2300米以上，其中灌木林损毁最严重。由此导致内陆河水量减少，河西走廊干旱风沙加重。
2．草原退化导致畜牧业发展困难和植被质量急速下降。草原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森林十分相似。甘南以高寒草甸植被为主的草原是防止黄河、长江上游和源区水土流失的天然屏障，也是上游源区生成补给水源的重要条件，还是当地各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作用，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优良牧草比例已由1982年的70％下降到1996年的45％，杂毒草由30％上升到55％。植被覆盖率由85％降至75％，特别严重的地方牧草高度由25厘米下降到15厘米。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场面积的50％，全州水草滩面积由1982年的120万亩缩小到30万亩，大部分水草滩变成了植被稀疏且草质很次的半干涸。碌曲、玛曲、夏河三个纯牧县退化草场面积有663．71万亩。玛曲县许多沼泽草甸连年干涸，湿地面积由103．42万亩减少到51．04万亩。黄河沿岸已出现沙化草场75万亩，而且每年还以10．8％的速度扩张。受草场退化危害，不能利用或失去利用价值的草场面积17．3万公顷，占全县草场面积的20．8％。河西走廊天祝县松山滩，曾经以产岔口驿马著称，现在草场退化已不能牧马，牧羊的载畜量也降至每20亩一只。肃南县草原退化明显出现了产草量、载畜量、牧草等级和可食牧草比例四个方面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全县可食牧草量与20世纪60年代未相比，祁连山区下降22．7％一20％，在走廊中部下降了56％～77．3％。全县冬春草场载畜量1985年比1968年下降38．1％，近年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