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共党的思想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人达数于万之众。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效果并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控制论”看成“伪科学”。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领导人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
其次，苏共丢掉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赫鲁晓夫不调查研究却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典型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未发现勃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
再次，苏共很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时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由于以上情况，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宣传的这一套，早已不相信了。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兑现越来越不满，对苏共领导和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逐渐失去信心。以往占主流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价值观丧失了。对电视、广播、报刊上发表的苏共领导人讲话、文章，群众抱着十分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宣传机器反复讲的那些空话、大话、假话，与群众切身感受到的，和同西方国家对比中看到的反差，使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丧失了，信仰危机出现。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权时，面对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国内日益出现的众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党的首脑却拿不出什么能够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依然是一些陈腐的教条，既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被人民群众接受。当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经济学各学派的思想渗入苏联社会，党只能拿出毫无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教条进行无效的抵挡，结果固有的意识形态防线全面崩溃。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苏东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当成是发展的理论，善于吸取和借鉴其他政治思想流派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善于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的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