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主要表现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停留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它的一个突出反映是“恐资病”，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5）从国际共运的形势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滋长“左”的情绪，助长“左”的倾向。因此，提出主要防“左”，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左”和右都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实质是否认改革开放，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的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在思想方法上，“左”和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搞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也就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在立场上由于“左”和右都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因而也就不可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左”和右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结果上却是相同和相通的，它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我们反对的“左”和右在现阶段，指的就是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潮或政治倾向，而不是把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中任何不同意见以至偏差，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我们提出要防“左”，正如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不动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1956年党的八大曾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问的矛盾”，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推迟了20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十四年中，我们遇到国际国内的不少风波，国内外都有人对我们能否坚持基本路线，持观望态度。但由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把握局势，应付变局，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党始终没有动摇坚持基本路线的决心。
1984年，我们党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反对思想战线搞精神污染的任务，有人担心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变，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1987年初，少数人闹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人事有变动，一些人又议论纷纷，怀疑党的路线、政策会不会变。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放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1989年我国发生的风波和近两年的国际剧变，给人们的震动，是多年来的其他事件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小平同志又坚定地说，党的十三大概括了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新的领导班子要有改革开放的形象。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从上述冷静、郑重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所具有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超人的政治智慧。他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历史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和“人民赞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基础之上的。正如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有了八大一次会议以后没有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而离开经济建设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