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欠木”的演出已将近300余年了，虽然不能称为是完整的戏剧演出，但却具备戏曲艺术的若干要素：有情节、有人物、有音乐、有舞蹈。虽然表演因素不充分，也还是力求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米拉日巴的庄严、慈爱，猎人贡保多吉的剽悍、洒脱等等，特别是“哈欠木”演出中的人物都是两个，山神、土地神、狮子、鹿、犬、米拉日巴、贡保多吉都是成双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广场演出让观众听清看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演员之间的交流，两位贡保多吉之间的争吵、指责乃至撕打，都使演出增加了强烈的戏剧性。“哈欠木”在她300年的演出历程中，几乎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什么变动（只有贡保多吉对寺院和僧众不良行为的揭发和嘲讽的内容，因每年都有当年的新鲜内容，所以这一部分每年是不尽相同的），这种长期积淀的结果，使形式上出现许多固定的舞蹈套路、技巧和音乐曲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程式的积累、美化和定型的过程。作为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表现手段，即可以表现神、佛、圣者，也可以表现世俗中的人物。同时，这种长期积淀也使其在表现内容上形成了一种规范，即演出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娱乐而演出，而是以宣扬佛法、劝善戒恶为宗旨的演出，极具功利作用。这和汉族戏曲强调“非徒作，非苟作，非无益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藏族的“哈欠木”以及后来的南木特戏，其内容都受到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使藏传佛教思想和藏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而已。
“哈欠木”对南木特的影响是巨大而明显的。南木特戏的取材和艺术表现方法，甚至“哈欠木”作为一个还未臻成熟的戏剧雏形的某些不足之处，比如表演上的不足，缺乏塑造人物的诸多表演手段等等，都被深深地烙印在南木特戏上。
南木特戏在寺院演出阶段演出的剧目不多，大体可分为由佛经和藏族历史专著中部分章节所改编的两类。如《松赞干布》改编自《西藏王臣记》等著作，《智美更登》改编自《佛说太子须大拿经》；另外一些剧目则是根据藏族文学著作或民间传说改编，如《阿达拉茂》改编自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罗摩衍那》改编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诺桑王子》则来源于民间故事。上述这两大类剧本，不管其题材来源于何处，都无不深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宣传藏传佛教的主张，强调诵经拜佛，歌颂善良战胜邪恶，美战胜丑，只要坚持行善，必有正果，必将取得圆满，这些思想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剧中对世俗生活和感情的描写却是非常不足的。到1978年，南木特戏重建，自夏河县九甲乡昂去乎村成立第一个民间南木特戏演出队始，南木特戏民间演出队不断涌现，演出剧目大大丰富了。这些新出现的南木特剧目有一个重大突破，那就是剧本中开始涉足世俗生活和感情的描写。如昂去乎南木特戏演出队演出的《降魔》，就是“将神话与现实织于一体，主人公格萨尔既有神奇的一面，又有普通人的一面。他去北方救妃子麦萨，战胜魔王鲁赞。格萨尔和鲁赞的斗争，是神力与魔力的较量，同时，剧中又以许多情节和唱词，表现格萨尔和两位王妃珠牡、麦萨之间的感情纠葛，表现了格萨尔常人的感情生活。”（索代慈成木著《南木特戏》）南木特戏的剧目中对世俗生活和感情的描写，实际上也是对拉卜愣寺每年演出一次的《米拉劝法会》的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米拉劝法会》上猎人贡保多吉对寺院、僧众的违规事实的讥讽、抨击就带有强烈的世俗性。第一部南木特戏《松赞干布》中，也有唐王夫妇送别文成公主的戏，这段戏中尽管对人物的感情描写尽力淡化、简化，但父女、母女之情依然可触可摸。南木特戏这种对世俗生活和感情描写的继承和逐步加深，必将会对南木特戏表现内容的开拓和深化，对人物塑造的立体化和多样化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对南木特戏的发展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三、多样化发展中的表演艺术
由于南木特戏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即南木特戏深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制约，群众在观赏南木特戏时，对追求信仰上的满足远远超过对艺术欣赏上的满足，所以，南木特戏在表演艺术上仍处于较为原始的初级阶段。当然，这也和演员平时极少有机会接触戏剧，更没有受过专业表演艺术训练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剧种来说，表演究竟是其主要的艺术成分，没有表演就不可能形成戏剧。所以。南木特戏从初创开始，就在努力解决表演上的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和规律，随着南木特戏的逐渐普及和发展，南木特戏的表演艺术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并最终会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
南木特戏的表演是在藏族安多地区，特别是拉卜愣镇周围的民间歌舞、说唱，以及藏传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汉族戏曲（主要是京剧）的表演形式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表演方法。南木特戏的表演同样深深地浸透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特色，在表演中表现出对神佛、高僧的无限虔诚、崇敬的思想和感情，神佛的形象和宗教仪式对表演都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些被直接融入表演之中，从而构成了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