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借她躯壳得以延展，而她也在为这种旧精神招魂中耗尽着生命。更可悲的是，她把自己一生的快乐都建立在曾文清这个“废人”身上，而且爱得那般义无反顾，这样看来，曾文清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愫方心中追寻的没落贵族精神的表征，愫方放不下曾文清，只表明愫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传统精神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自我荣耀也自我灭失。再背离，愫方打定着一生不离开曾家门的，除非“那一天，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曾文清的出走燃起了她心中的一线微漠希望，然而当出走的曾文清第二天又出现在她面前时，愫方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了，而随着曾文清吞鸦片自戕，就宣告至死也不离开曾家的愫方最终不得不离开。这表明，旧的愫方已死掉，而新的愫方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二、思想蕴含的不同表现
“小说的全部内容和全部艺术形象体系，都取决于它的思想意图。”西丝和愫方分别在二个不同阶层之间游走，其实是狄更斯和曹禺思想的漂泊，不过，身处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家的作家，在情感向度及对于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等进行各自不同的理性思考，而这一切体现在他们各自探寻人类前途的哲学体系中。
（一）情感倾向上的不同呈现，狄更斯的情感是热烈的、张扬的，而曹禺的情感表现则是哀伤的、内敛的。狄更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型人物西丝，并通过不同方式表露出对于西丝的喜爱：史里锐剧团对西丝友爱，葛檑硬一家对西丝的感激，最终连葛檑硬也放弃自己先前信念而转向基督教信仰。西丝其实就成了狄更斯理想主义的化身，狄更斯借西丝宣扬人与人之间要有基督般博爱精神。
曹禺则出于对现实的深沉体味带给我们的是在世俗浊泥中苦苦挣扎的愫方。曹禺满含悲悯之情写出了曾家自上而下对愫方的精神压迫，同时借瑞贞之口为愫方冲不出自己“心狱”而哭泣，尽管曹禺赞成愫方“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的宽忍心怀，但他最终还是让愫方走出曾家而获得新生。曹禺情感为什么这样哀伤呢？曹禺说：“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但是愫方中也有他自己的时代的苦痛。”正是个人情感苦痛和时代沉闷气息，从而形成曹禺哀伤的情感基调。
（二）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方式不同，狄更斯持超然事外的“出世”观念，而曹禺则奉行有意介入的“入世”观。以“出世”观评价狄更斯对现实社会态度似乎不公允，事实上狄更斯对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上流社会批判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只是“这部作品表达的依然是作家狄更斯鲜明的感情倾向与道德主张”，这样，西丝在作品中主要是作为作家的一种理想载体出现的，她只为下层女工瑞茄等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她对庞得贝剥削工人的事实从不过问。西丝的道德救世观主要体现在对葛檑硬一家的感化上，其实，葛檑硬向善的回归，完全是狄更斯有意安排的葛家的突变，西丝的基督说教对更为凶狠的庞得贝则不起任何作用。狄更斯怀着中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真挚地求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级和解，求得富人和穷人普遍接受基督仁爱思想，只不过是他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幻想而已，他的人道主义学说于现实矛盾无补，或者说只是对现实矛盾的一种逃避。
曹禺的《北京人》写于1940年，那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感到时代的苦闷，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他“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这样愫方成了作家最着力刻画人的灵魂的一个标靶，她寄托作家对封建家族、封建礼教的深刻批判，对人们冲破精神牢笼获得自我解放的殷切召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人》是一部积极的“入世”之作，愫方是作家剖析旧社会的一把金钥匙。
（三）对历史文化反思落脚点不同，狄更斯着眼对未来文化秩序建构，曹禺则着眼对旧文化秩序的破坏。西方文学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强调人性的完善。西丝是个人主义完美的标本，她具有基督徒的所有美德，并以这种美德去关爱别人、感化别人，最终实现所谓大同世界。
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核心，强调集体观，要求人们尚“贵和尚中”，讲忍耐克制，只是愫方犯了时代大忌，协力将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封建文化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延展下去，这样她的“牺牲”就显得非常可笑了。当然，曹禺敏锐地看到旧文化秩序中的合理因素，肯定传统文化在愫方身上积淀下来的许多美德，愫方最终走出曾家，那表明作家认定美好德行应与人的精神解放同在。
三、结语
文学的最终目的是指向人和人类社会。狄更斯以英国人特有的乐观主义心态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形而上的沉思，力图构筑一种乌托邦式的生存图景，其中不乏某些真知灼见，只是由于历史、阶级的局限，他还是留下了许多足以让后人病诟的东西，但如果从人类社会终极目的来考察文学使命，那么狄更斯借西丝传达出人与人应相互博爱的大同世界，却称得上是一种文学预言。曹禺背负着自己和时代的苦闷，对人生和社会进行理性考察，他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