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实的铜墙铁壁上。
在广义的理解浪漫这一词汇的基础之上，先来探究贝姨与爱玛的浪漫情愫分别是如何产生的，解释是什么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心理需求，从而对城市怀抱着不现实的梦想和追求。
影响贝姨一生的字眼是：嫉妒。“嫉妒是这个怪癖人的基本性格。”她和美丽的堂姐阿黛莉娜一样来自孚日山区。但是因为美貌，堂姐在家娇生惯养，而她却要下田劳作。长大后的堂姐喜结良缘，进入巴黎成了公爵夫人，而她却留在乡间无人问津。这自小而生的嫉妒伴随着岁月和成长轨迹愈发的强烈和难以控制，成为她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进城，也许将会让她和堂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城市的文明钝化了她尖利刻薄的个性，使她的阴毒也变得温和起来。她不再是那个使用暴力要揪掉堂姐鼻子、撕破堂姐衣裙的野蛮乡里人了。来到巴黎，“她懂法律，了解人情世故，所以才压制住乡下人和野蛮人的本性”。将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模糊和一厢情愿的城市印象中，这自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瞬息万变的城市会为你带来改变，却不是满足每个人意愿的潘多拉。现代化带来的颠覆、断裂和重建是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人们的行为也要符合这个社会游戏的规则。
而爱玛的悲剧同样源自她内心不切实际的追求。在书中，自始至终她都在自编自导自演着爱情的悲喜剧，她一次次放弃忠贞的爱情和实际可靠的生活，而沉浸在虚拟想象的爱情戏剧中，此时的她在心理上已经陷入了神经质的泥沼。“在爱玛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大，笼罩于红霞之中，璀璨夺目。……爱情难道不是像珍稀植物一样，需要有适宜的土壤和特定的气候？月下的叹息，长久的拥抱，洒在任你摩挲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骚动和情意的缠绵，凡此种种，都离不开闲情逸致的古堡阳台，离不开有着丝绒窗帘和厚地毯的小客厅，离不开枝繁叶茂的盆景和豪华讲究的牙床，也离不开宝石的晶莹和制服的饰带。”抱着对这种虚无缥缈的、如诗如画的爱情场景的渴望和向往，爱玛相继投入罗多尔夫和莱昂的怀抱。直至破产，所谓的爱情如一把冰刀刺入她的胸膛，她清醒的同时也悼念了自己虚无的一生。人，不能没有追求，亦可以有适可而止的浪漫追求，但薄弱的现实承受不住太过沉重的梦想。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要遵守社会规则，就要基于现实去考虑问题。实现巅峰式的梦想、极端式的梦想是偶然，而非必然。去努力，而不是偏执，享受过程而不是执著于结果，这才是追求梦想者应有的姿态。
3．征服型的野心家
这三种层次的需求是递进式的，是彼此以前者为基础和前提的。对于“大人物”们，自我实现，成为他们进一步对自己和社会的要求。在时机成熟的时刻，他们便如飞蛾扑火般朝自己的目标狂奔去。这种锲而不舍、义无反顾的强硬姿态和狂热情感为他们的进城之路增添了丰厚的故事层次、情感格调，使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和突出。因而成为乡里人进城人物形象中最为典型和常见的一种。
野心家们之所以对城市具有一种征服欲望，正是源自他们超群的美貌和才能带给他们的自信，但是他们却又生活在期望的目标之下，不平衡的心态使他们成为自负和自卑的矛盾体，对城市也怀抱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愫。
美貌——仿佛是最外在化，却又最易成为敲门砖的一项特质。而这一点，使得城市对他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他们的进城之路也因之变得比前面两种类型更为平坦一些。靠美貌而在巴黎大舞台里混得风生水起的典型当属《漂亮朋友》里的杜洛华。“他身材魁梧，比例匀称，一头金栗色稍显红棕色的头发，两撇向上翘起的胡须仿佛紧紧粘在唇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头发天生卷曲，从头顶分向两边。”靠这样一副美貌，杜洛华获得无数贵妇的芳心，踩在众多女性为他搭接的人梯上，杜洛华的仕途扶摇直上。外表较为突出的还有《幻灭》
中的吕西安——“吕西安的优美的姿势真像雕塑家设计的印度酒神。他脸上线条高雅，大有古代艺术品的风味：希腊式的额头和鼻子，女性一般的皮肤白得非常柔和，多情的眼睛蓝得发黑，眼白的鲜嫩不亚于儿童。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栗色的睫毛很长……女人看了巴不得亲吻，随便做个动作会叫男人服从。”于连和吕西安的外貌颇为相似，都有一种女性的柔美和文弱。甚至德·雷纳夫人刚见到于连时，还以为他女扮男装，没多久便被“于连清秀的面色，大而黑的眼睛迷住了，还有他那漂亮的卷发”。较之吕西安和于连，《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和《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虽然没有那么艳惊四座，但也绝对称得上英俊潇洒。对于一个乡间青年来讲，在法国想进入上流社会，获得一位贵妇的青睐和帮助是十分必要的。而外貌的英俊潇洒，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才情与胆识——野心家的内在标识。单凭美貌就妄想打入上流社会，无疑是痴人说梦。就是杜洛华这样的美男子也要有懂得三回九转的心窍和缜密的思维。于连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可以将拉丁文的《圣经》倒背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