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文明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西方人的优越感使得他们用自己俯视的目光希望所有的异乡人都能中规中矩。如果个别人反抗这种整齐划一，就被那些当地人看做为疯子而加以迫害。因此可以看到，存在于“正常人”或“主流社会”中的疯癫大多不是显性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些使善良人发疯的规制、环境视为是合理的，或将一些粗暴、霸道的行为视为正常的和必要的。这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不能靠指责对方的言行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合常规习俗,不合所谓的伦理道德,而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之人。
在小说中，显见的几处对“疯”的描写如下：
我紧紧搂住拉拉·阿玛，从左娅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她疯了！”左娅道。
达卡迪真的疯了，说是姑娘们害的她，我想早晚有一天她会这样骂我的。
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精神不正常？”我说：“就是疯子，对吗？”哈吉姆又露出他那嘲笑人的神情，“这种解释不太好，但可能对诺诺是合适的。”若耶医生白天不回来，他一直在萨尔贝蒂医院忙着治疗疯子，其实他自己也疯了。
地铁、火车、汽车、还有像疯子一样的人们，他们做买卖、投资、赚钱、汇帐、收存等等。
从整体上来观照小说中对“疯”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异乡人和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所呈现的不同疯态表现。左娅的疯态表现在她本性的对莱拉的残忍和占有，她是残忍的、狠毒的，孩子的恐惧并没有得到她的同情，反而被她看做是疯子。达卡迪的“疯”则更多的表现在她对身边一起患难的人渐渐远离她而没有了一种信任感，因此就会表现为怨天尤人的疯态。而对于诺诺来说，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极度压抑而又找不到自己正确位置的生活中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已消失,对话已经破裂,可以见得的是，这种自然的交流话语权在他那里被无形剥夺，他不仅得不到现代西方的认同，而且就连像哈吉姆这样和他有相似身份的人眼中，诺诺也得不到认同，显示出人世间的悲哀。若耶是个海地人，可以想到的是他通过自己先前的艰苦奋斗而得以在发达社会立足，做了一个体面的医生，他治疗疯子的同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上的疯态，对他和西方社会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莱拉和诺诺这些人相比，若耶的物质世界相对是丰富的，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精神世界的贫乏:巨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社会关系、无望的人生追求……若耶几乎成了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他的疯态表现在他对西蒙娜占有欲望生产线上的高速运转,他的变态使得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快乐和自由。生活是无望的，所以他们吸食大麻；生活是虚无的，看不到方向，所以他们没有相互的温暖和爱，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占有和极度的心理变态。可以说在这个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在这里若耶做了很好的诠释。而最后一处描写的“疯”，是西方社会中人们对于财富、金钱、地位的几近疯狂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