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于相信被害人，甚至对强奸案的被害人的信任也在日益提高。对于查明被害人说谎的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韦布（c．c．Webb 1985）等人的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1979年，凯瑟林指控加里·多斯顿在一个聚会后强奸了她。首先她向警察描述了她被强奸的过程，然后从警察给她的一沓照片中挑出了他的照片。没有物证将加里·多斯顿与犯罪联系起来。尽管缺乏物证，加里·多斯顿也强烈辩解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他被判有罪，并且被判处在监狱服刑25～50年。6年后，那个“被害人”（已经结婚），突然宣称她撤了谎；她在与男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后害怕她的养父母不要她，就编造了被人强奸的故事。尽管公众强烈抗议，但是，审判法官拒绝从监狱中释放加里·多斯顿。他不认为加里是无辜的。最后，在1987年，伊利诺伊州州长（以前是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和律师）詹姆斯·汤普森（Jarues Thornp）将多斯顿的刑期减至他已经服完的时间，将多斯顿从监狱中释放。但是，这位州长拒绝赦免他，坚持认为克鲁威尔的最初证言是准确的：多斯顿就是一名强奸犯。
研究认为，心理学家比警察更了解事后暗示的危害性（例如，询问：“他有胡子吗？”这样的问题）。更多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在对证人提问的过程中，警察多久提出一个“引导性问题”（eading q—uestions）或进行一次微妙的暗示？洛杉矶警察局的资深心理学家马丁·赖泽（1989）认为，这种现象通常在实验研究中比实践中出现的更多。费希尔（R．P．Fisher，1995）承认，关于实际使用引导性问题的实验证据是“不足的，充其量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乔治（R．George 1992）等人对英国警察现场调查的录音带进行的研究认为，在6个问题中就会有1个引导性问题。费希尔（1995）的结论是：“谨慎地观点是，假设引导性问题是经常性发生的。”
同样，警察对他们面谈中所犯的错误感觉迟钝。费希尔（1989）等人发现，尽管多数人承认多次打断证人的做法，是一种不好的面谈方法。但是，他们否认自己在面谈中使用这一方法，然而正是这些警察中的多数人以惊人的频率制造错误。费希尔（1995）观察到：“在训练班中，我已经无数次目睹了一些侦探在接受训练前宣称，他们从早先接受的训练课程中已经掌握了有效面谈的原则，但是，他们就像那些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一样，仍然犯同样的面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