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下降和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上升。这一理论对我国的农业税收政策和农民负担的合理确定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历史和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国家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农民负担政策，国力也就强盛、社会也就太平，什么时候国家采取了“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农民负担政策，国力就衰微，社会就动荡。因此，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低税率与高收入”的辩证关系，从国力强盛，长治久安上来考虑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二）增强“减负”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做好“减负”工作的依据。1．要坚持“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⑨我国是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在目前，乃至以后的若干年内是其它任何产业都无法替代的，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明确的论述，并且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或出台相关政策时，都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⑩同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伟大实践也证明了论断的正确性。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与减轻农民负担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国家对农业重视，就会制定一系列发展农业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加大对农业基本条件的改造、完善土地政策、增强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等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施，都会给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带来实惠、增加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根本的政策。
2．农民负担必须要适度。农民既不能没有负担，也不能负担太重，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农民创造的价值应该理解为c（指农业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V（指农业生产中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价值）、M（指农业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三部分，能够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分配的，应当是M部分，我们所说的农民负担应当是M中被国家和集体无偿占有的那部分，而农民纯收入就是M中被国家和集体无偿占有的部分的剩余部分。如果M＝0，则投入等于产业，没有效益；如果M<0，则投入大于产出，农业欠收；如果M>0，则投入小于产出，农业丰收，有盈余。很明显，在M=0时和M<0时，根本就没有M可供三者分配，农民无力承担任何“农民负担”，甚至在M<0时，农民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还需要政府的救济。在M>0时，尚可在“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假设农民的合理负担为S，国家所得为N、集体所得为P，农民纯收入为F，农民分配所得为G，合理集体负担系数为K，义务工和积累工（15～30个标准工日）为L，则有三个等式：
M＝N+P+G ①
S＝N+P+L ②
P＝K·F ③
从①式中可以看出，当M＝N+P时，表明G＝0，这说明农民所创造的M全部被国家和集体拿走了，农民无东西可分配，只是“劳而无获”而已，农民负担最重，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当M＝G时，N＋P＝0，这时表明农民所创造的M全部被自己占有，农民没有任何负担，承受力是零。因此，从理论来讲，农民合理负担可供选择的范围应当是：0≤S≤G；0≤K≤1（我国农业法规规定K≤5％）。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农民负担观念，使农民负担科学、适度。
3．完善与“减轻农民负担”有关的配套政策。农民负担问题从现象上看是属于农业税体制的范围，但是，影响农业税收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政策体系，其中的一项政策发生变化，都会对农民负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政策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生产者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粮食流通和价格及管理、农业税、农业特产品等方面的政策。因此，减轻农民负担不能就与其最为直接的农业税制进行孤立的、单向的改革，还要对与农民负担有关的配套政策也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政策体系才能和谐互动、避免政策“打架”掣肘，使“减轻农民负担”真正落到实处。
4．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弊端，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农业税收政策。现行农业税制沿袭的是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30多年来，农业无论产品、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抑或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农业税制却“以不变应万变”，造成政策的实用性极大的减弱，已经不能很好发挥农业税收“积聚资金、掌握物资、调节收益、促进生产”的作用，并由此导致出以下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税种性质含糊不清。指农业特产税已由收益税转成了流转税。二是两税（农业税与农业特产税）重复征收与漏征同时并存。三是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面积脱节，“有地无税”和“有税无地”现象同时存在。四是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五是粮食与经济作物税负重畸轻。六是征收结算办法五花八门。农业税政策这样的状况，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