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棠没有这份买路钱。守城人捡回一条命，连称自己该死，不是东西。
左宗棠前脚刚走，守城人就急匆匆跑去告诉荣大人。
没进城，左宗棠就去找胡雪岩，严厉批评收红包的陋习。胡雪岩听了左宗棠的话，一面请他息怒，一面交代开一百两银票，给守城人送去。左宗棠厉声喝阻，还走到桌前写折子要上奏朝廷。这时，荣大人闻风而至，见左大人正在写折子，马上转笑脸，赔不是，并请左大人进城。左大人生性率真，根本不理会，继续写奏折。荣大人被泼冷水，愤愤地甩甩手，转身就走。恰好碰到传圣旨的李莲英，他是来召左大人早朝进宫，御前候询，左宗棠这才放下手中的奏折。
这牵涉到为官之道的问题。荣大人听说下属收红包遇见左宗棠的事，立马前往请罪。本来荣大人的官位跟左宗棠不相上下，照理说他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但他却表现得低人一等。并不是因为这件小事他怕左宗棠，而是因为他懂得“圆通”之道。同样的事，胡雪岩听说了就马上派人给守城的送银子去，这看似更不合理了。因为凭借胡雪岩的地位，一个守城的完全就是一个势利小人，他完全可以直接找他出气，更别说去送银子说好话。
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玄机。胡雪岩的做法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虽然看是一件小事，但是牵涉一个关键人物——荣大人。胡雪岩深谙官商之道，更懂得“圆通”之术。懂得官官之争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牵扯到与之最亲近的人，所以他要防患于未然。正是因为胡雪岩善于为人处世，他才能在官商两道如鱼得水。处理大事最重要的是清楚而且能决断，处理难事最重要的是学会变通而不死板。
清朝的名士袁子才在江宁做知县的时候，有一姓陈的女子，已许配了一个姓李的人家。但那男子家贫，女家的父母又索要聘礼太重，以致无法结婚。后来陈氏女被一个风流和尚设圈套奸污了，此秃颅很有钱，有钱的出家人，自然有一班流氓地痞、衙吏乡绅去帮闲帮凶，添翼助威。陈氏女在其威逼利诱之下，不得不屈服。有些无赖知道了，借故去勒索和尚，没有成功。这些无赖便耍出手段去捉奸。
一晚，见此秃颅潜入女室，便当场捉获，立即解赴县衙。县太爷袁子才将奸夫淫妇分别拘押，又进行个别审问。陈氏女哭诉被迫通奸经过，实情非得已，心里始终怀念其未婚夫李某。
袁子才听了，心里有数，半夜把和尚秘密提审，申斥一顿之后，勒令和尚写下一张二百两银借据，剥下僧袍，叫他滚蛋，赶出衙去。然后叫出家里一位留短发做粗工的女仆来，吩咐她几句话，换上了那件僧袍，看押起来。
第二天一早，袁大老爷升堂了，先审问陈氏女。此女不发一言，只低头嘤泣。
再审奸夫，答：“与陈女做密友同居很久了。”
大老爷公堂一拍说：“可恶秃颅!出家人竟敢与黄花闺女同居?”丢下签来。“与我打屁股，八十大板!”
“喳!”如狼似虎的衙役，不由分说，当堂剥下奸夫的裤子，一看，都呆了!
“禀告大老爷!是个尼姑，不是和尚。”
“啊!尼姑?”袁子才假戏真做，露出惊讶神气，叫衙役把那班捉奸的无赖子统统赶了出去!
过了几天，袁子才又命人把陈氏女的未婚夫李某找来，试探他对未婚妻的情感，了解这份感情是否会因为这一事件破裂。
李某表示：“责任不在她，归根结底是原因自己付不出聘礼，不幸她又被人陷害。不管她曾做过什么错事，我都原谅她!”
袁子才问：“你之所以不能及早结婚，是因为付不出聘礼是不是?假如有人帮你忙付出这费用，你接受吗?”
“我会马上和她结婚。帮助我的人，钱要来得正当，不夹有坏主意才可以!”
袁子才见这个青年蛮有志气，便让他回去在家里等候，嘱咐他有人送钱到时，照收即可。不要问钱的来历，更不必对人家谈起这件事。
第二天袁子才叫亲信将和尚那张借据去钱庄兑了现，把二百两银子送到李某家里。
李某接到此款，立即去女家纳聘，这对经受暴力迫害的男女，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实际上，世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灵活处理。当然，在法规面前，不能不认真，但在不违背法规又能通融的情况下，还是要灵活一些为好。比如说上面故事中的陈氏女，如果知县袁子才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收监定罪，不但毁了陈氏女的一生名声，而且毁了一门好姻缘。袁知县的“移花接木”虽然有点荒诞不经，但从人性角度来说却在情理之中，是袁知县的圆融解救了陈氏女的无辜。
固执于某一面，只能使得事情没有了回转的余地，特别是在别人看来明显是错误，或是不利于自己的决策上，更要懂得变通和退步，只有这样，才能都保全自己，为前面的道路打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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