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听罢，心中顿生妙计。次日清晨，他全身披挂，领将士入庙拜佛，虔诚地供香跪拜后，便对将士们说：“本帅当众占卜一卦，欲知南征凶吉。”说毕，他请庙祝捧出百枚铜钱，说明一面涂红，一面涂黑，然后当众合掌祈祷：“狄青此次出兵南征，如能大获全胜，百枚铜钱当红面向上!”只见他将铜钱一掷，落地有声，果然全都是红色。将士们惊异万分，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一时士气大振。直把安南入侵者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乖乖地立下降书，自称永不敢再犯大宋边境。宋军班师回朝，狄青高兴地带领一班将校到古庙谢神还愿，拔钉取钱时，一位偏将忽然惊呼：“奇怪，奇怪!这百枚铜钱怎么两面都是红色?!”
狄青哈哈大笑道：“此举绝非神灵，其实是本将军借神佛之灵，鼓舞士气罢了!”
无论是狄青还是胡雪岩，都懂得必要之时，“诈上一诈”的策略，安稳军心。绝不将弱点暴露在对手的眼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一种哲学，深藏不露更是一种本事。
深藏不露的人具有大智慧，临危不乱更难能可贵。跟君子相处平平淡淡，跟小人相处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坏人相处应该见机行事。与人相处的变通之道讲究虚实并用，为取得对方信任，化解自身危机，想得越周到越好。倘若没有烟幕弹防身，敌人还没有攻击，自己就先乱了军心，更没有成功的可能。
“草船借箭”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诸葛亮正是利用漫天大雾，隐蔽了自己的真实目标和意图，而以扎制的草人和擂鼓呐喊，显示了他的假目标和假意图，使曹操受骗上当。这就是对烟幕弹的一次很好的应用！有些时候，人能够获胜，能够以少胜多，关键就在于这一诈之上。
夹击丁日昌：摸清路线，扎准穴位
光绪元年，丁日昌接管福州船政局后办理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密审沈纯、文绍荣贪污军火一案。胡雪岩虽有牵连，但因他做事一向滴水不漏，从未亲自同二人交易。事发之后更是对其伙计的家人许以厚利，使自己脱离了干系，算是有惊无险。
事过之后，胡雪岩明里韬光养晦，暗地收罗情报，更是从自己的女人章阿珠和李瑶琴那里得到意外的收获。
丁日昌的手下潘五纵火行凶，致使胡庆余堂对面一排民房完全被毁，激起民愤，州城百姓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情势所逼，潘五必须供出幕后推手。胡雪岩敏锐地感觉到，打击对手的机会来了。
同治九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一起会办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丁日昌一面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抚慰洋人，一面用酷刑压制闹事的百姓，杀死16人。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此事最后以对外赔款达数十万两白银了事。事后曾国藩便因“媚外卖国”调任两江总督。当然这只是官方的说法，真实情况却是受累于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之案。马新贻任过浙江巡抚。曾国藩奉密旨负责查办。
胡雪岩听闻马新贻是被丁日昌的独生儿子丁蕙蘅所杀。都说虎父无犬子，精明能干的丁日昌却有个只知吃喝嫖赌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子的前途，丁日昌决定花钱为儿子捐个功名。此前他并未有过贪污行为，可没钱办不了事。无奈之下，他就透出消息：苏松太道出缺，谁送来“端砚两方”就可以去。有个人脑袋瓜聪明，奉上两万两银票就立即补缺了。
凭着老子贪污来二万两银子，丁蕙蘅立即得了一个候补道，他却不知修养德性，嫌在苏州被老爸管束得太严，就在江宁城(南京)南秦淮河边买了一栋小别墅住着，寻欢作乐。一日，因争风吃醋丁蕙蘅招呼手下几个恶奴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一姓赵的年轻公子。不想这赵公子本是扬州巨富世家。他父亲一状告到两江总督衙门，并暗中送给马新贻的宝眷五千两银子。马新贻一时左右为难：一边是丁日昌，，一边是连都察院、大理寺都有关系的赵家。
为平息事件，马新贻与丁日昌商定，将打死人的恶奴充军，赔偿赵家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蘅候补道之职了事。这让丁蕙蘅甚为不满，重金请杀手刺死了两江总督马新贻。此事正发生在丁日昌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当时听闻，权衡利弊，替丁日昌包庇了下来。
如今放着纵火案的大好机会，胡雪岩当然不会手软。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胡雪岩充分运用江浙派自己能调动的官场势力以及当初反对天津教案的朝野力量，并请《申报》做自己的舆论工具，同时找到扬州赵家旧案重提。
结果，丁日昌“革职法办”，但大家听到的消息却是“以病情加剧乞假回籍调理”。
李鸿章没叫丁日昌去贪污，丁日昌更没叫潘五去放火。可这看似轻巧的纵火案，牵连出昔年的旧怨，就远不是就事论事那么简单了，一旦事情捅破了天，民间的悠悠众口加之官场的各路压力，小小的火苗最终演变成滔天烈焰，将连接在一条线上的丁日昌烧得粉身碎骨。打蛇打七寸，正是找准了死穴，才让胡雪岩一击致命，就此扳倒对手。
商道其实也是人道，危机面前，善于抓住关键，控制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