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个退路的原则，一直贯穿胡雪岩生意的始终，无论是白手起家的创业之初还是手握万贯家财的鼎盛时期，每一次冒险，胡雪岩都经过深思熟虑，给自己做好了一旦失败如何东山再起的准备。
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是与非中间转化。要想商机在握，就要懂得变通。胡雪岩曾经说：“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认识的过程是无限的，在有限和无限之间，人越来越懂得要深思熟虑，考虑今后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做事不做满，给自己留有后路，而且退路不仅仅为一条。
将本求利的运作方式当然是明智之举，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而要做出“大手笔”，就免不了要冒险，这叫做风险投资。但不管什么情况，胡雪岩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一定会事先想好应对之策，想好退路。
就风险融资一事，胡雪岩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万一政府追查，自己就说：“他来存款时隐匿了身份，头上又没有‘我是太平军’的标志，我哪里知道他是逃亡兵将?”这样至少可以开脱自己，不至于走上连坐治罪的绝路。即便受到牵连，相识的官员也事先打点，也好为自己行方便。
胡雪岩自己总结出了留退路的好处，就是在出事之后，自己还能赢得挽回的余地。败则败矣，但可以得到别人的原谅，自己“就还有从头起来的机会”。另一方面，万一出事，不至于惊慌失措，无法应对。
其实不仅经商要懂得未雨绸缪，多留退路，做事待人都应该如此。卸磨杀驴，鸟尽弓藏，似乎成了统治者惯用的一条潜规则。身在社会，要学会洞察其中的利害，进退有度，才能保护自己。
明代奸臣宰相严嵩，弄权行奸，罕有敌手。他当政20多年，把嘉靖帝玩于股掌之中，群臣只能听任他的摆布。有一年，严嵩过生日时，宜春县令刘巨塘进京拜见皇帝后，随众多官吏前往严府为严嵩祝寿。严嵩十分傲慢，他随意招呼过众人，便命人把大门关上，禁止任何人出入。
刘巨塘来不及出府，被关在严府中，时近中午也无人安排酒食。他饥渴交加，只得在府中乱转。
这时，严家的仆人严辛把刘巨塘领到自己的住处，用丰盛的酒食招待他，并对刘巨塘说：“我家主人对上恭顺，对下骄慢，以君子自居，却行小人之事，这不是外人可以一眼便见的。我追随他多年，深知他终有败露之时。有一天他大祸上身，我等也势必受到牵连，现在若不趁早寻个依靠，找个退路，到时就晚了。我见大人心地良善，当为可托付之人，故而赤诚相告。”
几年之后，严嵩破败，严世蕃被杀，仆人严辛也受牵连而下狱。此时刘巨塘正好在袁州当政，他主理严辛的案子，感念旧情，便将严辛发配边疆，免其一死。
严辛的一双慧眼和果断出手为自己日后的身家性命的保全赢得了机会。他未雨绸缪，提前几年就已做好准备，这就显示了他出手之快；做人要善于经营，关键是要找准人提前投资，如果不具有这种忧患意识，恐怕风雨来时小命难保。
万事不可做绝，不预留后路，就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没有变通的余地。日后即使想变、想通也无路可走了。而且，世事无常，谁都不能预料前方会发生什么，趁早给自己留条后路，出现变动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狡兔三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在得意时就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所谓物极必反，极端、绝对的为人处世方法可能会伤人害己。做事之前考虑一下退路，说话之时留点回旋的余地，受益最多的人将是自己。
所以，越是身处高处的人，越要为自己的身后找好铺垫，防患于未然。否则，一旦从高处跌落，没有人在下面接着，你就只能一命呜呼了。
做生意的必需：不轻许承诺，承诺则必兑现
人无信不立，在生意场上亦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遵守诺言，但是当情况变了，发现兑现承诺有困难时，如果还能够一如既往地不改初衷，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也为日后自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太平军把杭州包围后，浙江巡抚王有龄派胡雪岩出城筹办粮食，有了粮食的支援才能持久地守城，而他自己一个多月都守在城中。王有龄知道现在全城军民的眼睛都盯着王有龄的举动，所以他不能逃；况且就算能够逃出去，日后也要被朝廷追究；再加上当时他心想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的，只要援军一到，杭州之围自然可解。
王有龄如果有机会从外面看，就可以知道太平军破城是迟早的事情。当时忠王李秀成带领太平军进攻浙江，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时缓解南京被围的压力，因而是志在必得。官军在太平军的全力堵截之下很难靠近杭州城，而且就算能够靠近，要打退太平军也是极难的事情。
胡雪岩从杭州到达上海，历经艰辛，对这些情况清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