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增长。
第三，服务业的发展也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信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的服务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业缺乏发展空间。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的消费需求；但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层。这也是中国储蓄率长期过高，以至于不得不长期过度依赖外需的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产能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入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9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表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9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是77%，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这说明，城市家庭储蓄水平比农村家庭储蓄水平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就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由此引发了产能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就必然导致内需长期受到限制。所以调整城乡人口比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大大拉动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平均城市化率应该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这个比例则为75%左右，而服务业的贡献率在50%左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6.6%，服务业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城市化率和服务业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率提高的潜力巨大。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2\/3，即从目前的6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业的贡献率提升到50%，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内需将是长期的。
此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延伸，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它对刺激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消费、带动民间投资、积极扩大内需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也将带动房地产、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处在什么阶段？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7.9%提高到2009年的46.6%还多，拥有6.2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全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55%，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是85%。
中国当前的物质基础可以保证70%的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但却只有46.6%的城市人口。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以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算，农转非每年完成1%，就需要租售住房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0，也可以保证国内生产总值每年10%的增长率。
此外，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6%，城镇人口将超过9亿人，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消费增量足以创造出相当于2009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每年有1 300万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工作和生活，预计到2020年，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显然，中国城市化将是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
中国正进入城市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原因是：第一，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全面推进，并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如，以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相当快，将拉动西部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连接东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