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长很随意地：“给我了吗？”
邓冬兰嗯了一声。
“给了我？”
“那天我在值班室交给黄科长的。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好的，对了，当时你到值班室拿什么报纸吧，收下我的材料后，你还说刁市长香港回来马上呈送给他。刁市长回来该有一段时间了吧。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他。对了，前天报纸还说他会见并宴请台湾来的一个企业家参访团。”
黄科长这才抬头看看邓冬兰，叫道：“原来是邓局长。让我想一想。忙得要死，这脑子乱糟糟的。我想想。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查查看，我查查看。”黄科长起身从文件柜里找出一本厚厚的登记簿，翻了又翻，最后说，“怎么没有呢？这样吧，你再送一份过来。那份材料肯定被哪个文秘人员拿去作什么资料了。再送一份来吧，下午就给刁市长送去。”
邓冬兰的眼睛瞪得老大，忙问：“找不到了？”
“这种事天天有。都找得到，还不累死领导？”
“你、你能帮忙再找找看吗？我就那一份材料，手写的，我用钢笔写的。两万五千多字，最后一稿我写了六天七夜。”
“什么？这年头还用钢笔写字？都搞节约型社会了，无纸化办公，你怎么不敲键盘？”
“我不会用。”
“那送到打字室去打也行呀。”
“黄科长，跟你说实话吧，材料上某些事例或者数字，以及一些分析和建议都有点敏感，我怕人家看到了影响不太好。”
“呵，是这种材料！那叫市长看到就不影响心情吗？”
邓冬兰被黄科长这话狠狠噎了一下，只得捺着性子说：“再麻烦你找找看。”
“现在农民上访件，还有雪花飘飘一样的告状信，都是打印稿。你没发现，政府大楼对面一溜开了十几个打字社，跟高档烟酒店子一样多。我说邓局长，既然要引起市长重视的材料，你怎么不打印呢？市长见是钢笔写的，第一个印象就觉得你这个调查者本身就没重视起来。不就花几十块钱吗？自已都不够真正重视，还能引起领导重视吗？钢笔写的，又不是书法家的作品，让市长看起来也太累了。市长忙，天天头都又昏又涨的，还要送他一份一看就眼花的材料，你也该体谅体谅我们市长吧。”
邓冬兰越听越不舒服，嚷道：“那你把材料退给我，我马上到对面打字社去打印。黄科长有熟人店子吧？”
黄科长眼睛一瞥：“什么意思？”
“也好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嘛。”邓冬兰不冷不热地说。
黄科长好像被人小看了自己，把鼻子一翘：“邓局长，你说打字社那几个钱能给我喝大碗茶还是吃个猪头肉盒饭？那材料肯定找不到了。不管打灯笼，还是把所有日光灯都打开，也找不到它。”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邓冬兰终于气愤起来了，嗓门变得很大。
但黄科长还是轻松地：“找不到，你就再写一份吧。不就一份材料吗？”
“可那是我半年多的心血呀。”
“人家十年八年的心血到了市长办公室还不是三秒钟不够就进了废纸篓？所以市长办公室有三个大废纸篓，明白了吧？”
“黄科长，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正在转变机关作风。我跟你笑一下，嘿嘿。”黄科长果然朝邓冬兰忽地扮出一个笑脸，怪怪的，一看就是故意搞笑。邓冬兰见了，更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很严肃地：“我说黄科长，你这态度也太恶劣了！怎么对待来访人员的呢？何况我还是一个退二线的局长，你竟然也是这种衙门态度！不管怎么讲，今天你必须跟我把材料找出来。”
“找不出来呢？”
“我、我找你们谢秘书长！”
“找了谢秘书长，这材料我也找不到了。我跟你道歉，我可以做检讨，但你要坚持送什么材料给市长，你必须再给我一份。否则，我也无能为力。”
黄科长耸耸肩，摊开两只手。
邓冬兰脸绷得紧紧的，哼道：“好，我找你们谢秘书长！”
但邓冬兰没找到谢秘书长，听值班室的人员说，他一上班就陪同刁市长到市郊开发区视察项目工作了。刚好，一位姓郑的副秘书长从自己办公室出来，他是黄义国的一个牌友，平常跟邓冬兰也混得很熟，听到邓冬兰大声嚷嚷，便把她扯进自己的办公室。邓冬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哗哗啦啦一口气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郑副秘书长说：“算了，别去找谢秘书长了，这小黄是他的一个表弟，他手上进来的。农大学兽医的，毕业后到龙山区畜牧局工作，有一次给猪打防疫针，结果二十几头母猪给打死了，一查才发现他拿错了药，还弄错了剂量。人家养猪户能不发怒吗？来了两三百个农民把龙山区畜牧局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把从二十几头母猪上挖出来的屙尿家伙喂给他吃。吓得他躲进女厕所去了。要是躲进男厕所，还真得被塞吃几副尿东西，不撑死也得撑破肚皮。后来，谢秘书长把他调到市政府后勤科，过了一年又坐进了秘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