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死后，苏轼在文坛上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俨然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所谓树大招风，整你没商量。那个时候，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可是相当的牛皮，在北宋文坛上声望颇高。这么一来，再加上他当年也是反对变法队伍中的一员，自然会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我们不妨这样去理解，就更能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这就是，如果将苏轼给弄垮，那就等于弄垮了他身后的一大帮文人，那反对变法的力量就小了很多。
2．苏轼的性格特点所致。虽然，苏轼为了自身安全而离开朝廷，到了地方。但是，他依然管不住自己嘴巴。在地方任职期间，依然不停的给宋神宗写奏章，阐述变法的弊端。此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嘲弄、讽刺那些变法的人。如此一来，树敌更多。对改革派中的人来说，苏轼就是一“乌鸦嘴”，阴魂不散，到哪里都有他得声音。苏轼的这种敢说敢为的性格，无疑使他随时随地都有被打击的可能。
3．苏轼的才华所致。对于苏轼反对变法这件事，包括现在，很多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才华还是相当了得的。特别是苏轼的文章，宋神宗是相当的喜欢，根据王巩的《随手杂录》中的记载，说宋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放下手中的筷子，他不敢别的的事，也不喝汤，也不剔牙，就看苏轼的文章。再加上，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干得还不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自然会让不少人感到害怕，尤其是李定、王珪等人。他们害怕有一天，宋神宗会重新启用苏轼，以苏轼的才能迟早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倒不如，趁现在苏轼还在地方上，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
有了这样的三点原因，苏轼必然在劫难逃。那么，苏轼到底因为什么事被他们抓住了把柄呢？当时，李定等人经过商量，觉得如果再不对苏轼下手，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就更难办了。但是，苏轼在地方干得好好的，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欧阳修当年曾被人说成与外甥女乱伦，其“证据”就是在他写的一首词里找到的。为此，李定等人也采用此招。于是，他们开始广泛搜集苏轼写的文章，经过仔细的甄选，发现一篇名为《湖州谢上表》的文章有问题。
按照惯例，宋朝的官员接受朝廷的任命需要上表言谢，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因为，像这样的文章都是有固定格式的。苏轼写的商标的这篇文章也跟其他官员遇到类情况上表时写的差不多，内容大多都是一些官面上的客套话。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跟“应用文”差不多的文章——《湖州谢上表》被“有心人”瞧出了毛病。
比如，“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其原意是说，湖州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好地方，也是朝廷能够发现人才，善待人才的好地方。我们来看曲解的意思是什么？曲解的意思就是说，苏轼表面在夸赞湖州和朝廷，实际上是在埋怨朝廷委屈人在，不懂得唯才是用。
又如，“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注意这段话里有一个很刺眼的词汇，即“新进”。这一词汇无疑是那些因附会新法而越次升迁的新党人物的代称。这还得了，我们分析整句话——“难以追陪新进”，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苏轼跟改革派的人物是势不两立。苏轼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在前面加了一句“知其愚不适时”，什么意思呢？皇上认为我是既愚昧，有不合时宜。因此，我苏轼才成为了“难以追陪新进”之人。换句话说，苏轼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宋神宗身上去了。然而，这岂能逃过李定等人的“法眼”，你苏轼就是在对改革派中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是大逆不道之人。此外，苏轼说“老不生事”，更是不得了，意思是说朝廷正在不断地生事。加上“或能收养小民”这一句则透露出这样一个逻辑观点，即只有“老不生事”才能“牧养小民”，而“生事者”必然扰民不止。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扰民，就是在不断的生事。再往深层次想，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是支持的，那他就是“生事者”的头子。
宋神宗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079年，经过“有心人”的精心准备，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太狂妄自大了，看谁不满意就要写诗嘲讽人家，尤其是针对改革派中的人，把天灾人祸、山林盗贼的出现归结于新法，最可恨的是，他还对此幸灾乐祸，真是醉倒了极点。如果朝廷不对苏轼进行惩罚，实乃祸害天下。到了七月二日的时候，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紧随其后，上奏宋神宗说苏轼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肆无忌惮的讽刺新法，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甚至还侮辱当今圣上。如不严加惩办，难以平民愤。
可能宋神宗是真的很爱惜苏轼，因此，尽管这两道奏章就放在他面前，对于是否严惩苏轼，他没有明确表态。这可急了想置苏轼于死地的那帮人。于是，御史中丞李定决定亲自出马，再加一把火烧一烧，促使宋神宗尽快表态。李定这把火确实烧得够旺，他明确指出苏轼的四大罪状：其一，苏轼是一大骗子，乃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徒。其二，苏轼猖狂无忌，不但不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