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飘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他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的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就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颢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颢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颢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也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势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惟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是再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颢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折家，世世方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坐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颢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蕃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将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禀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如此一来，既可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4．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的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逝，倒也不至于会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