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据统计，总人口中占1.728%的人是生理上的两性人。在1955年，从两性人开始，研究者开始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了区分。性别差异从人类婴儿出生的18个月到4岁半之间形成。马尼（John Money）创造了“性别角色”这一术语，对社会性别身份和社会性别角色做了区分，也对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做了区分。马尼等人对两性人的研究认为，性别认同的决定因素是心理的。身体（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心灵的反映和表达，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这就是社会建构论的源头。
跨越性别现象直到1960年代才引起公众的关注，成为与性别有关的一种新话语。在60、70年代，人们对性别认同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通过医疗、服饰、规训或手术，人们开始了改变性别（性别重塑）的实验。
所有的易性者都或多或少有做变性手术的愿望，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某种性别的人被错误地装进了另一性别的肉体当中。然而，变性手术却是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事情。巴特勒认为，易性是以医学建构为背景的暴力。易性手术强化了性别的两极模式。她认为，不应当将易性者划分为一个阶层或“第三性别”，而应当视之为一种风格，是一种可以建设性地解构两性结构的力量。对易性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跨越”，即成功地进行性别选择，并被当作该性别的“天然”成员来接受。我们不应当认为易性者的身体是“错误的身体”，因为那是生殖器中心论的看法。按照两分的以生殖器为中心的神话，每种性别的主体只有一种身份是“正确的”，其他种类的身体都是错误的。易性者的生命不应当是消除过去的性别，而应当对自己的历史负起责任。这是一种政治行动，从重新欣赏差异开始，从要求重塑身体的权利开始。易性倾向的本质就是一种跨越边界的行动。
在跨越性别或性别混合问题上，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应当教育社会成员高度评价适应性和灵活可变性，而不是去服从性别角色。因此，最值得尊重的和最有社会价值的个性类型将是那些可以在各种情况下采用多种行为为其目标服务的人……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将被视为最终达到混合性别身份和表现的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Tripp，16）在英国，政策不允许做了变性手术的人改变性别身份，因此，有人讽刺说：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行不通了，应当改为“合理即命运”。（Glover，etal.，PXXVI）美国最着名的性别问题理论家巴特勒抱怨道：只要女人到了二三十岁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没有怀孕，你就要面临与规定你的性别的行为规范作斗争的局面。（转引自Segal，70）为了抵制这种压力，倡导性别自由的人主张：如果某人不喜欢自我的形象，就可以自由地加以改变。经验调查表明，与“单性人”相比，“雌雄同体人”（不是指生理的而是指心理的）既果断又敏感，既有抱负又有热情。
雌雄同体人的自我评价更高，心理发展程度更高，自我调适更好，在人际关系中更灵活，更有效率，特别是雌雄同体人中的女性在工作场所表现更加出色。雌雄同体人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更成功，更能以灵活的技巧与不同的人群交流，更能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易性者霍普金斯引用德里达的名句“风格不是混合，我不会混合风格”来激励广大易性者群体去“阅读”自己，大声地阅读自己——通过这一艰难和建设性的阅读，开始描写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后易性者（posttranssexual）。他满怀激情地说：“易性者知道，保持沉默将是为被人接受所付出的最高代价。
我希望直接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我请求所有我们这样的人鼓起勇气，它会带着我们成功地完成身份的重构，它也会帮助我们在沉默和拒绝中生存，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按照后现代理论家保吉拉（JeanBaudrillard）的说法：现在我们全都是易性者。我们全都是“象征性的易性者”，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气质可以被归为纯粹的男性气质或纯粹的女性气质了。“一旦狂欢结束，性别自由将驱使每一个个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性别，寻找他们的类属和性的身份。我们越来越无法为符号的循环和快乐的多样性命名了。”扫清了这些人为的文化障碍，就有可能颠覆性别本身。
近年来，性别越轨渐成潮流，许多人故意超越普遍的性别行为和外貌的规范，进入“另一性别”的空间。在这样做时，他（她）挑战了性与性别的正常性和自然性。跨性别的想象力成为时尚的象征。跨越性别的行为和形象已经逐渐进入主流文化。虽然用服装重新定义性别差异并非新的话题，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从“消费社会”的形成，通过风格和时尚玩性别身份的现象从边缘走向主流。它的表现在大众文化就是“性别文化”。性别转向，雌雄同体，打破了传统性别服装规范和身体的建构。
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风尚、行为规范的演变，也由于社会思想的变迁，一种全新的性观念正在兴起，那就是更看重人，看重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