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如《女性校园安全指南》这样的手册，旨在为女性创造安全的环境，提供对女性较安全较舒适的公共及半公共场所的信息，以防止性骚扰和性侵犯。
在女性运动中，促进社区与教会对受害女性的帮助是女性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人提出并讨论了社区为建立性侵犯救助中心应做的工作，如中心开办后应对受害女性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课程的设置，对教育结果的预期，小组活动内容，以及女性必读书的书单等等。在受虐女性离开庇护所时，她们仍需要大量的社区支持，包括法律协助，就业和住房方面的帮助。关于教会在帮助受虐女性的作用方面，有人提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等命题之外，教会还应提出宗教的命题——有些教职人员会出于自身对婚姻和性别角色的立场，不愿帮助受虐女性；咨询人员应当就宗教的观点为受虐女性指点迷津。
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是近几年才提上各国政策与立法的日程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度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辛普森（O.J.Simpson）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许多受虐女性打破了沉默，搬进庇护所去住，找律师打官司，或到非赢利性质的福利机构去寻求帮助，对抗有暴力行为的伴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针对女性的暴力的问题，它们包括：针对女性的暴力，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对此类暴力应作出的反应等等。国会听证会听取了关于对女性暴力状况的报告，以及受虐女性讲述的受虐的具体经历，并由学者和法律专家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专业的看法。与会者讨论了近年来在传媒中被越来越频繁报道的家庭暴力事件，讨论了如何帮助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具体办法；会议主张把逮捕和起诉的标准搞得更严格一些，增加警察解救受虐女性的训练程序，建立受虐女性庇护所，并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子女提供教育服务。1990年，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议案首次在美国国会提出，议案从四个角度提出问题，包括矫正偏差，帮助受害者，提供教育及公平对待。有人在国会提出并且积极推进一个百万美元的项目，其主旨是在全美国建立起一个家庭暴力热线。
德国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应当加强保护女性不受性暴力侵犯的法律程序，因此需要制定有关的新法律，制定有关的法庭和法律程序，提高对此类犯罪的量刑，更严格地执行此类法律，积极起诉，因为过去有法不依的情况在这类犯罪中极为常见。
在80年代末，意大利的女性运动因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性暴力的法律而发生了分裂。一些资深女性主义学者、知识分子和70年代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反对这一法律，并掀起了反对这一立法的运动。对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抨击集中在对受害者的错误态度上，其结果是受害者而非强奸犯成了被审问人。争论的另一焦点集中在强制起诉的问题上，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应强制起诉，另一方主张女方应有权决定是否起诉。
在巴西，女警察为帮助女性与家庭暴力作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女警站里全是女性警察当值，调查罪案，以满足挨打女性和被强奸女性的需求。
为了防身，不少女性开始购置枪支，并同其他女性探讨如何成功地抵抗攻击。据统计，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枪支的女买主已激增了50%。枪支工业正在紧跟潮流，加紧设计女式专用枪。然而，持枪并不是解决女性对暴力的恐惧的最终办法。由于传媒中有大量对于随机暴力的描写，增加了独自在家女性的不安全感。报章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女性安全的文章，专门讨论女性独自在家时难以应付的抢劫和强奸。
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看，女性的工作和环境毫无价值可言。生养孩子、做家务、保护环境在世界经济中被视为毫无价值，而战争却被视为生产性的、有价值的事情。1988年，世界各国平均每人军费开支为110美元，大大超过食物、水、居住、健康、教育或保护环境的开支。在20世纪，全世界共发生了207场战争，杀了7800万人。每1分钟，有30个孩子死于饥寒，而有13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女性创造的）用于军事。（French，37－39）军国主义的好战文化禁锢了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对人们普遍进行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章上，不少文章探讨了军国好战主义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关系，认为应当把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教育之中，内容包括直接的肉体暴力与间接的结构暴力，并为人们提供在性别主义和日常的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措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女性，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女性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女性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女性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女性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女性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女性的来信来访，为受害女性排忧解难，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