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级干部858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6.3%；女厅级干部58人，占同级干部的6.02%；二是高层次的少：省级女干部仅有2名；地市级女干部也屈指可数；三是正职少：全省行政机关58名厅级女干部当中，正职几乎没有，有的县68个科局单位仅有1名正职女干部。
年，甘肃省女性参政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级各类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3.7%，低于全国28.3%的平均水平；省、地、县三级女干部比例也低于全国的约5%的水平，分别为2.5%，4.0%和3.6%。全省86个县市，没有一个女县长、女书记，女副县长只有7个。全省1550个乡镇中，仅有女乡长7人，副乡长69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1.85%。
山东省的情况也不乐观：省级女领导一位也没有；地市级女干部当中正职仅占9%，副职占91%；县处级正职占13%，副职占87%；全省无一名正职女县委书记和女县长。
北京市女处级和局级干部分别占同级干部的14%和12%；北京市的女性领导干部比例虽然在全国各省市中算是较高的，但仍存在着副职多正职少的情况：全市153名局级女干部中，任正职的仅有20人。
总之，拥有决策职位的中国女性的一般状况是：地位越高、越有实权的领导岗位，女性领导人越少；女性领导人担任副职的多，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名誉性的虚职的多，有实权的少。总的看来，中国女性参政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五、党派团体
政党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拥有在政治上不同的重要性；党员、会员身份也如此。例如在美国这样的两党制国家，政党只是人们登记投票的组织，其重心在于人的政治观点和倾向的选择和表达；然而，在中国或前苏联这样的国家，共产党是领导政权的核心组织，党员是政权的基础。如果说西方国家中的工会、政党组织和苏联这类国家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党员、会员身份只具有很稀薄的参政分量；那么，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党员身份却具有浓重得多的参政分量；女性在其中的比例也应当被视为女性参政程度的一个指标。
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女党员的人数比例显然可以被视为女性参政程度的一个指标。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女党员700多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4%。农村女党员的比例低于城市。以山西省晋城市农村女党员为例，从绝对数看，农村女党员共4989名，占农村党员总数的9.4%；其中部分边远山区乡镇女性党员比例竟低至4.8%。此外，农村女党员还有年龄偏高、教育水平偏低的特点，女党员数量的发展也较慢，有许多农村党支部没有女党员。由此可见，中国女性的参政程度很低，其中农村女性的参政程度又低于城市女性。
在前苏联，从女共产党员在党员中所占比例这一点看，女性参政的比例要高于中国。1987年，前苏联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9.3%；任区、市、州党委及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有137800人，占委员总数的33.9%；担任加盟共和国的州委、区委和中央委员会及同级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有8500人，占委员总数的26.8%。
从作为参政程度指标的意义上看，虽然中国女性参加民主党派及各类群众团体的意义远远比不上参加共产党的意义，但是，八个民主党派中女党员的比例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女性在政治上的活跃程度。
八个民主党派女党员女委员人数及比例（1989年）党派党员总数女党员数%中央委员数女中央委员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同盟联谊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丁娟，1991年）上表是女性在各民主党派中所占的比例：除九三学社以外，其他各民主党派中女党员所占比例都高于共产党中的女党员比例；除九三学社以外，其他各民主党派女中央委员所占比例均低于女党员所占比例；另据近年统计，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近11万女党员，但其中央领导机构中，仅有203位女性。这说明，在这些民主党派的高层领导中，女党员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
女性在政党、团体中难以进入领导阶层、代表权不充分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女性在工会中的地位就很低。美国服装业工会成员80%是女工，但是22个工会领导委员会成员中，只有一位女士；新西兰有322个工会，女性在工会成员中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可是只有15个工会有女性领导人。
除八个民主党派外，目前中国有5800多个群众性女性组织，它们都是全国女性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它们向政府反映女性的意见和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这些群众性女性组织既有全国性的组织，也有地区性的或行业职业性的组织，例如，女职工委员会、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女企业家、女工程师、女新闻工作者、女法官、女律师、女作家、女书法家等各种行业职业的女性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