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还算是幸运的。清初有位汪某，曾任同知之职，他的儿媳妇十分妒忌，没事找事，天天同几个小妾争风吃醋。可这几个小妾也不是好惹的，大概背后有丈夫撑腰，这个媳妇也没沾便宜二这个媳妇越想越生气，心想不跟你们玩了，一怒之下就把丈夫的小鸡割掉了，那天汪某正在客厅会客，一名仆人匆忙进来小声向汪某报告消息。客人们见气氛有些异常，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位汪大人平时说话爱掉古文，这时回答说：“儿媳妇把我的儿子下了腐刑，”
据诸联《明斋小识》记载，乾隆时，某县有位渔妇对丈夫的花心非常气愤，骂他、劝他都毫无效果。有一天，她乘丈夫熟睡之机，用刀割掉了他的小鸡，丈夫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邻船的渔民报告了官府，有个人还用一根水草绑着那条被割下来的小鸡，带到公堂上请县官查验，县令看见那件东西，叫道：“好大的****！”惹得哄堂大笑。后来，那位丈夫平安无事，只是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腔了。
为了抑制妒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打击妒忌的呼声。其中做得最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常遇春无子，朱元璋就赐给常遇春一个婢女。常遇春很喜欢她，但老婆太厉害，一直不敢上手。一次，婢女献茶时，常遇春忍不住赞了一声“好漂亮的手”！没想到妻子竞将这个婢女的手砍下，送给常遇春“欣赏”。朱元璋知道后，大骂其妻要“断英雄之后”，于是密令校尉杀掉常妻，砍成碎块，烹后赐给常遇春，并日“悍妇之肉”。在社会舆论以及政府打压之下，很多妇女自觉改掉了妒忌的“毛病”。有的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尤其是明清以后，正妻支持丈夫纳妾成了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钱伯生“壬申科进士”，有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其妻劝钱“私之”。
但是，平心而论，以妒忌为借口出妻，确实不能让人心服。男人们自己左搂右抱，换了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又不允许大老婆妒忌。这就好比揍了人家一顿，感觉很爽，还不允许人家喊痛。喊痛就是人家的不对，还得再揍一顿。这个道理，其实古人也明白。汉阳别樵居士在《家庭宝筏》中这样评价男子纳妾：娶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果妻子不能生男孩，不得已娶妾，这也是为着传宗接代。妻子为了夫家的千秋大业，支持丈夫娶妾，这是幸事，也是偶然中的偶然。如果妻子不支持丈夫娶妾，这很正常，结果只能是徒增烦恼。如果娶妾生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小妾恃宠而骄，老婆更怀嫉妒，整天你争我闹，哪里还谈得上圣人所要求的家庭和睦。不过，话说回来，娶妾得子，这毕竟还是好事。假如老婆已经生子，这时再娶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这就是男人的不对了。要知道，女人也是人，老婆就是不嫉妒，小妾也没面子啊。人家姑娘也是父母养的，有的是家庭困难，被爹娘卖掉，有的甚至是被人贩子盗卖的。一旦为人小妾，立马低人一等，想想也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当然，像这样理解女人的观点，毕竟是少数，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妒忌总还是让男人不爽的一件事，但又不能不面对。有了这一出妻借口，总算给男人的花心提供了制度保证。
6．多口舌。
《大戴礼记·本命》载：“口多言，为其离亲。”按照“匹德”中“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妻子多言，容易离间家庭关系，导致家庭不和。因而，克制、顺从是妻子的天职，妻子对丈夫、公婆的话，只能言听计从，不能辩是论非，争议曲直，更不能言辞过激，冒犯公婆、丈夫。妻子在家庭中只有听从之分，而无分辩之权。只有言听计从，夫唱妇随，否则难逃被休的命运。如汉初名相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并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爱劳动，吃白食，有点气不愤，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听说后，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陈平的哥哥一生气，就把老婆给休了。
又如东汉李充，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同食递衣”，李充的老婆私下同李充商量：“现在咱们家这么困难，一时半会难以改善。正好我有点私房钱，不如分家另过，你看如何？”李充假装答应：“这样也好。可是分家是件大事，不如开个酒会，让父老乡亲们在一块议一议，免得人家说名不正言不顺的。”李充的老婆不知是计，高高兴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乡邻父老。酒会开始，李充忽然跪在母亲面前说：“这个婆娘无礼，竟然教唆儿子分家，离间我母子兄弟，所以请求休掉她。”于是当着众乡邻的面，“呵叱其妇，逐令出门”。李充的老婆当此情景，竞没有分辩的余地，只好含泪而去。其实，当老婆要求分家时，李充完全可以先做她的思想工作，没必要弄到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宣布她的罪状。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充更像是在“作秀”。因为汉代选官靠推荐，其中“孝廉”是一项重要内容。李充此举，无非是沽名钓誉，为自己做官制造舆论。最后，李充成功了，历史上多了个伪君子，同时也多了个牺牲品。怪不得大家都说，每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个什么什么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