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凯恩斯曾经提出，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可以想象，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可以借鉴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或中国的领导干部博士后项目，但是让议会领导人接受这些大师的指导会有何种前景也让人心存疑虑。更好的制度或许是鼓励他们自学和参与讨论。议员们可以找一些研究文献，首先了解过去是如何开展创新的，以及未来应该是什么情况。有关历史上的伟大创新，他们可以阅读哈罗德·埃文斯的《他们创造了美国》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创新的黎明》（The Dawn of Innovation）。有关创新制度的内容，可以阅读哈耶克的经典论文《作为一种发现程序的竞争》（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 Procedure）、理查德·纳尔逊的《医学知识的进步历程》（How Medical Know-How Progresses）以及阿玛尔·毕海德的《冒险的经济》（The Venturesome Economy）。有关社团主义的内容，可以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开始。本书除这些方面外，还着重指出了经济活力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反对方的因素。
具备关于创新的背景知识后，立法者和监管者会拥有经济活力的意识，在每项议案或监管措施的讨论中他们可以设问：这会对经济活力造成什么影响？这些议员们就不会批准或纵容财政赤字像西方国家过去10年那样膨胀，不会再相信控制赤字将导致就业萎缩的说法。相反，他们会很清楚，长期的大规模赤字将增加信贷成本，导致企业资产贬值，这对创新和投资不利，会因此损害就业率、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
关于创新的知识背景有助于改进经济治理水平。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制造业工作份额的下滑促使许多立法者支持产业政策，通过补贴、委托、公私合作方式或政府扶持企业等手段刺激某些制造业，再次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上关于经济治理的争论——这种产业政策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柯尔贝尔、汉密尔顿、李斯特、凯恩斯和普雷维什。他们的论点是，定向产业补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产生的税收收入增长让政府有足够财力进行操作，但这些并不成立。有位法国商人最近感慨于法国政治家们的宏伟蓝图：“他们还想从政府的部门机关里创造出价值来吗！”让市场竞争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政府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判断力，不可能知道如何提高市场的投资效率。在农业、建筑业、能源业和金融业等部门，补贴、委托和政府扶持企业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为生物燃油计划而扶持大豆生产的补贴、购买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对绿色能源公司的补贴，以及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公司的扶持等。有创新知识的议员们应该反对把此类扶持扩大到制造业领域，他们会认识到，如果立法机构停止支持那些创新力不足的企业和产业，避免在它们身上浪费能源、土地、劳动和金融资本，让其他企业和产业有更多的机会，将有更多新兴企业出现并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