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但由于其概率是已知的，所以不会影响“自我实现”前景的清晰度：由于概率是已知的，个人发展的进步空间也是明确的。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肯定会发生经济形态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我们却完全不知道那将是什么。在这种经济里，人们在某种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可能和在另外的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在生活中“实现”的不仅是发展的程度，还涉及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既不是固定的，也不符合固定的运动定律，所以自我的概念不具有解释价值。在电影《亨利五世》（Henry Ⅴ）中，哈尔王子谈过人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跌宕起伏，他在加冕两年后准备与法国的伟大战争时说:“我已经告别以前的自己。”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后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主义者突然停止讨论美好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这些讨论几乎都干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长串解决问题的实用行动，鼓励我们保持投入，从掌控中获得满足感。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虽然也有价值，但没有涉及对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梦成真”的满足和激动甚至在梦想未能实现时可能获得的满足感。得到完全实现的生活当然比实用主义者的描述更为丰富多彩。但奇怪的是，这个狭义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版本曾一度流行，1920~1970年，大量民众过上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经济中，很多人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构思新产品，想象其对最终用户的好处，各种团队在承担开发、尝试和应用的风险。那么是否有其他关于美好生活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描述在那种社会中生活的感觉，表现现代经济中的成员对于参与经济过程的价值判断？
与实用主义版本平行，从古代社会起，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尔赞和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将其命名为活力论。这个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观点在本书第四章中已经介绍过，这里还要做更全面的分析。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的高中和美国的大学都在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课程中引入了活力主义文学的内容。最早的活力主义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诗讲述了古希腊英雄的传说——他们的意志、勇气和耐心。
另一位早期的活力主义者是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颇具传奇色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也是柏辽兹创作的同名歌剧的主人公。在其自传中，切利尼坦率地表达了对创造力的欣赏以及发挥创造力带给他的狂喜。即使在今天，年轻的读者也可能会为书中的远大抱负所震撼。
稍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描写的是关于个人探索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讲述了梦幻骑士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它想传递的是，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是实现人生满足的必要条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环境不能提供这样的挑战，就必须靠自己创造挑战，在必要时甚至需要想象这种挑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认为如果想成为某个人物，就必须站出来反对国王，当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部作品预示着国王的责任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不禁让人想起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过的话：如今很多人知道自己说的可能不是事实，但极少有人会表现出来。剧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与彷徨，因为采取行动会有失去一切的风险——他的地位和奥菲莉亚。在《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一书中，布鲁姆称赞莎士比亚为纯粹的活力主义者——从他这面“巨镜”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形象。
在18世纪启蒙时代，此类观点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应。大卫·休谟在讨论法国的理性主义时，肯定了“激情”在决策中和“想象力”在社会知识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休谟可能算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如前文所述，伏尔泰鼓励人们从个人追求中寻求满足，倡导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杰斐逊提出“追求幸福”的权利，并评论说人们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追寻幸运。“追求”表达的意思是，获取财富比拥有财富更可贵，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现代社会初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充满了对探险和发现的各种描写，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坚持。我们都能想起约翰·济慈的诗句：“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凝视着太平洋……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还有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的《不可征服》（Invictus）的磅礴：
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
也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统帅。
接下来是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美国哲学家中，描写活力主义最热情的莫过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