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财富的增长，一个人可以达到越来越高层次的满足，而不是在原有的层次上重复享受。从知识积累和知识追求中获得的满足是最高级的最终产品。收入水平越高，用于这些高层次追求的支出比例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最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和“至高活动”局限在获取知识上，这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符。他似乎把追求知识当成了纯粹的目标。脱离了手段，对知识的追求就成为一种苦修，只在密室里开展，只能从偶尔的团队研习或朋友之间的对话中获得灵感，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往往是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类的学者。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狭隘看法与其社会背景的局限有关，他本人就是被封闭在由经典知识而非实际技能组成的世界里，只能通过苦修的传统道路获取进步。
对于美好生活的原始表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最高的善”只包括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理论知识，在社会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富裕时，可以用于追求此类知识的闲暇时间也将越来越多，但这些知识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根据这样的理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某个时点开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将不再扩大，因为人们把更多的消遣时间都用来追求知识。这正是凯恩斯在《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所做的预测。读了这篇文章，有的人十分推崇，有的人却感到害怕。但我们并未看到这样的结果。很明显，如果我们把知识的范围拓宽，并将人们知识之外的其他一些目标考虑在内，这个悖论自然会消失。
下面我们将介绍后来的思想家的贡献，亚里士多德还会被时常提及。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后来的哲学家和作家并没有察觉到他们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有了偏离，他们主要关注其他类型的知识和追求知识的活动，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需求层次的基本观点：对知识的需要和知识的地位是最有价值但也最昂贵的善。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哲学家引入了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因为自身就具有价值，其中很多并不系统，根本就没有文献记录。这些人文主义者还引入了在获取这些知识时开展的类型完全不同的活动，并且将获取这些知识的世俗背景考虑在内。
实用主义者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得此名的原因是，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注意到某些手段可能有价值，某些可能没有价值。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功利地只关注追求的目标。实用主义者关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生产或其他方面的用途。人们在工作生活开始时当然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解决常见问题时又会获得更多新知识。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能够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解决问题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大量知识通常是令人愉悦的：无论其目的是不是追求知识本身，都会给人们一种掌控感和自立感。
实用主义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他生于公元前70年（比亚里士多德大约晚300年）的波河流域的农民家庭，在奥古斯都时期移居罗马。维吉尔的著名诗篇《农事诗》（Georgics）之前一直被视作关于农业的初级读本，实际上，它在更深层次上是在探讨人性和古罗马文化。这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赞美农民掌握和应用的丰富知识，包括耕地、植树、圈养牲畜和蜜蜂等，表达了农民对工作的热情和丰收的喜悦。这部作品包含了维吉尔的不朽名句：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