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未来甚至当前的利率上升的预期，并且可能会在某个时点提高税率。即便在今天，虽然储蓄者愿意以较低利率贷款（因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预期也会压低股票价格和企业资产评估，而企业需要这些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厂房、员工和海外顾客等。
新增福利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所谓的“希腊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称为“美国病”。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公布一段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这会降低公共债务，进而减少人们的私人财富，减少数量相当于新福利带给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增量。通过这个办法，新项目可以“中和”就业和储蓄的财富效应。这种策略是笔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实行减税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不支持减税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断言：
减税将给未来带来负担，要么减少公共服务，要么增加公共债务。这些负担……表明不支持减税的依据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减税政策造成的负担会永远存在，其激励效应（刺激劳动供给）的有效期则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会逐渐减弱，就业的结构性提升将消失，因为工人和经理税后工资的提高会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如果不削减公共服务，税率必然会提高，以应付公共债务的扩大。但据我们所知，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小布什的经济政策背离了美国人传统的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改善精神表现在把税率定得足够高的政策上，以清偿政府债务，并提供在未来降低税率的可能性。在华盛顿大规模减税、更大的支出增长这一失败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哲学观的变化。
当然，议员们会让税收负担滞后于他们制造的福利项目，这并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项目时就明目张胆地增税，这样的福利项目可能难以得到足够的赞成票。通过减税，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专家们认为未来并不见得必须增税，这也是对税收不足的一种解释。
最后还是会涉及创新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丰厚的福利减弱了人们获取收入的动力，进而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其途径要么是提高税率（财富不会增加），要么是增加财富（税率基本不变）。这反过来会减弱市场上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正如斯密所说，创新规模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如，假如每个人每周都只工作30个小时而非40个小时，创新存量的增速会减慢，这与资本存量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