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参与激动人心的事业。
即便在美国，金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颇具诱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十分在乎少交税，而剩余的99%的群体十分渴望政府对高收入者严加看管——如果媒体上的议论准确的话。这些景象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在探究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20世纪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钱在今天的影响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深入观察过金钱在20年代的美国的地位。他注意到，除经理人外，其他员工对业务都没有发挥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于是希望通过雇员联合体培育一种“新个人主义”。他的巨大贡献是，把员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议题：过程同样重要，目标的正确并不代表手段的正当性。杜威在1929年写道：
我们生活在金钱文化中……人生的价值由在金钱游戏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决定……工薪阶层的父母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商务阶层或专业阶层……最受赞誉的个人品质是对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断，以及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捍卫的决心。
杜威继而分析了这种新 “金钱文化”可能的来源：
工商界追逐利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机器的发明赋予它们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和影响范围……机器和货币的最新组合形成了当代文明的金钱特征……这颠覆了个人主义观念的以适应金钱文化的现实。
杜威的说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读。市场规模的扩大刺激了高层经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欲望。里根时代下调高层经理人、银行家和投资人的高端所得税税率，也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而这种疯狂又被布什在21世纪前10年的减税政策继续放大。用杜威的观点来看，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金钱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再度被强化：从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硅谷。企业走向世界、个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壮丽景象很自然地点燃了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激情。股票市场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权机构在80年代通过并购积累的财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联网投机热潮，都证明了获得永无止境的超级回报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贪婪到底好不好”，这是下一章的话题，现在的问题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升温，与7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有没有关联——导致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工作满意度下滑以及大规模财政刺激、监管机构的失职和投机热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财富与追求创新之间存在冲突，很多人因此离开了创新之路。而且投资人和经理人对挣快钱的兴趣提高了，金融业通过增加资金杠杆在其熟悉的领域投入巨额赌注（对居民家庭贷款、从事政府债券和外币交易等），并进入没有太多经验的领域（资产抵押证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实业部门的扩张和投资则被挤压。由于可观的金钱回报，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年轻人选择投身金融业，而非产业部门。大量资本也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行业。由于这种趋势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币存款提供资金，本国的产业投资必然会受到影响。
对金钱的过分痴迷无疑是美国社会好讼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人羡慕他人才华，但对此几乎无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财富的人却可以抓住（必要时甚至故意制造）机会起诉对方。诉讼文化必然使创新经济失去某些活力，因为人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相互间的诉讼，而非创新。硅谷的一位企业家评论说，当下的新兴企业需要的律师数量和工程师数量一样多。
还有几位观察家分析过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改变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尔夫人的观点与我们颇有共鸣：她发现，过去人们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获得某个社会地位。在社会地位或身份为主导的文化中，人们为压倒他人而战，只想着往上爬，而不是创造财富，杰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认。这种文化会贬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质（如意志力、判断力和关怀），却对他们平时的习惯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来，许多描写杰出人物的传记，通行的写法都是关注主人公的失败之处和违法乱纪行为，包括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传记等。最近有关托马斯·杰斐逊的传记更是如此，书中描写他赞同奴隶制，实际上他对于奴隶制的厌恶在他的公职活动中表露无遗。某些评论家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指责批判，而不着力描写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因为哪些贡献受到后世的认可和崇拜。讽刺的是，最近有人评论撒切尔夫人的传记电影《铁娘子》，说这部影片是在“讲述她个人生活的痛苦”，而电影实际上追溯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并用大量镜头记录现场活动、演讲、政治谈话、政治经济状况和她周围的社会，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评论。
然而，美国的社会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层次。最近几十年，一种自我中心或自以为是的文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