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的美联储的货币工具则将目标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在全球经济下滑的2008~2009年，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对抗衰退方面又一次表现得极为谨慎。目前还很难判断到底哪边遭受的衰退冲击更严重，是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元区国家，还是美国。
如果说有一个维度，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具有优越性，那应该是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效果方面。经典的社会主义主张实现完全就业和缩小工资差距，而后期的社会主义则关注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法国、芬兰和瑞典）和程度普通的国家（如德国、丹麦和荷兰）都采取了向所有人提供免费服务、缩小消费水平差距等办法，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如缩小最下层的30%与最上层的30%的差距）。然而，这些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并不是政府通过支出和税收进行再分配的结果，而是之前的差距就相对不大，例如它们的税前收入的差距远远小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且北欧国家的居民同质性很高。剩下的还需要解释的大部分可能是因为缺乏创新机会，从而较少人致富。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到约翰·罗尔斯，各种派别的道德哲学家都反对以所有人的成本为代价缩小差距的做法。然而，这些争论并没有抓住最关键的环节。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社团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普遍出现了经济包容度下降的现象，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对此做出了强烈的政策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和法国的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实际上还有所提高，意大利和瑞典则下降了一两个百分点。荷兰则是另一个极端，没有采取太多干预措施，放任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了10.5%。英国和美国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分别下降了8%和6%。令人惊讶的是，逆势而动地推高相对工资水平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的低级能工人的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增幅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控制了相对工资下降的意大利和瑞典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荷兰的失业率增幅最小。最明显的失败案例是社会党领导的法国以及向“社会市场”求助的德国，它们采用了愚蠢的应对策略，例如用法令或者工会运动强迫企业给低技能工人提供更高的待遇。受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意大利和瑞典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阻止相对工资明显下滑。这些粗糙的策略产生的副作用是，企业能雇得起的低技能工人的数量减少，在工资水平上取得的社会主义的成果被就业人数的减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