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体制运转的动力来自于财务回报和非财务回报的组合。财务回报是重要的，实现巨额盈利的前景有助于争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创业投入的支持。因此，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业创意的收益（如卖给某个企业家以取得分红，或者在能够获得专利保护时收取专利费或者出售专利），就不会有很多人构思和开发商业创意。如果企业家和投资人不能自由创建新企业、自由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出售企业的股份（如今主要是通过公开发行）、自由关闭企业（在无销路时），他们就不会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创业家还需要知道，潜在的终端客户（消费者和生产商）有没有放弃现有工艺或产品、尝试新事物的自由。总之，如果没有财产保护和盈利的激励，不管非财务性质的回报有多大，多数创业家都不愿冒险。
当然，对现代经济的运转而言，某些非财务激励也同样重要，甚至非常关键。除了财务回报外，现代经济还依赖一种激励性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活力使人们从小就被培养出相应的生活态度和信仰，也使他们容易被这样的机遇吸引：有新奇的激动、有神秘的诱惑、有障碍的挑战，以及有新风景的启发。高度的活力要求企业界人士从小就习惯利用想象力和洞察力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要求企业家渴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脚印，要求风险投资人凭借直觉采取行动——“我喜欢她的标新立异”，要求终端客户愿意尝试那些性能价值未知的新产品和新工艺，还要求热情、好奇与自我表现等动力因素。总之，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的活力。
创新还依赖人们的个人观察和个人知识。产生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往往都是近距离观察某个商业领域、理解其运转过程的人，他们了解某个领域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潜在市场规模，而远离所有产业的人很少能产生真正可行的商业创意。某个商业领域的从业者所能得到的知识和发现的机遇，是其他途径难以发现的，甚至完全没有发现的可能。
偶然看到某个零售空间有更好的用途，或者发现快递包裹有更好的路径，确切地说不是我们所谈的创新。当然也可以说，激发新的商业投资设想的具体行业知识也会激发真正的商业创意。同样，鼓励新投资的积极态度也会鼓励创新活动的创意。
这样一来，对商业人士的创意来自何处这一问题，我们很自然地就得到了答案：它来自产业部门内部。商业人士在工作中获得个人的观察和知识，与共享的公共知识（如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工艺或新产品的概念构想——这与科学研究是同一道理，专注于实验数据、专业知识的科学家结合通用学科的知识，产生了新的有待验证的公式或猜想，从而可以为科学知识的增加做出贡献。商业人士和科学家都要依靠个人知识、个人观察，也分享自己所属群体的公共知识。当然，很多科学家坚信商业人士的创意来自其行业之外，就像人们常说的作曲家的灵感来自音乐以外一样。对于这种普遍错觉，美国指挥家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Craft）曾谈到记者们与伊果·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对话：“大师，您能说说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吗？”他回应道：“当然是从钢琴里。”
在奥地利出生、对奥地利学派影响巨大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首位从这个视角分析经济运转的经济学家。他在1933~1945年的开创性研究中，认识到周围复杂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商和顾客拥有宝贵的实际知识，懂得如何才能最好地开展生产、最该生产何种产品。通常来说，这样的知识具有地域性，关系到周边的环境，涉及五花八门的领域，并不容易被外人知晓和理解，是一种私人性质的知识。即使所有知识都能免费获得、对公众公开，它们也往往过于复杂、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消化吸收了。因此，这样的知识始终分散在经济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之中，每个产业都有大量的专业知识，每个参与者都掌握自己和少数人才熟悉的细节知识。这种情况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复杂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市场，个人和企业在其中交易产品和服务，因此实际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就可以延续，人们不需要成为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精通的万事通。某个产业出现的新知识会通过市场机制（价格下降或其他信号）迅速传递给整个社会。
第二，这样的经济如果不受束缚，会成为不断获得经济知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并淘汰无用的旧知识的有机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的价格会被“发现”，每个公司和参与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负责搜索的蚂蚁，通过对所有局部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应，调整生产方向和产量。如果某些产品的产量有所提高，其市场价格的相对下降将向社会表明产品成本比从前降低了。这就是哈耶克版本的知识经济的运转。
不过，哈耶克的论述并不包括创新的内容，也没有将由经济生活参与者的创造性刺激并开发出来的自主创新考虑在内。在被广泛引用的194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自己讨论的话题是对“环境改变”的“适应”。这种适应当然也要依赖前文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