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瑞典就是典型的案例：1890~1913年，瑞典的生产率增速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几家还成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者德国那样高水平的创新活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瑞典的生产率增速下跌到美国之下，1922年至今，再没有任何一家新公司进入股票市场前10位。日本在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许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但那段时间的高增长并不是日本全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反映。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已有数十年积淀的先进经验。中国自1978年后实现的创纪录增长则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
因此，一个国家的活力对促进生产率提高来说并不新鲜。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极具活力，某个国家自身的活力水平对增长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即可。如果国家规模太小，其活力有限，也不能构成增长的充分条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活力可实现全球性增长，避免不利情况出现。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在今天与19世纪是一个道理。
尽管某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如单位工时产出）在一个月甚至一年内的增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活力水平，但我们可以考虑把该经济体的生产率与其他经济体的相对水平作为测算指标。的确如此，除极少数案例外，生产率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体都是因为自身有很高的活力水平。然而，某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既可能反映活力不足，也可能反映灵活性不足，或者两种缺陷并存。所以，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同样不是反映某个经济体活力的良好指标。
要深入测算某个经济体的活力，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分析经济中的哪些结构因素可能对激发或制约活力产生显著影响。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现代经济通过人才和思想参与商业创新活动产生经济知识。然而，熊彼特提出的“间断平衡”的准经典理论否定了所有思想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是，直到今天，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都分不清现代经济体、欠现代经济体和非现代经济体的差异。他们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高度现代的经济）都视为产品制造机器，只不过效率不同，某些国家只是在自然条件或政策上存在缺陷。
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现代经济体的某些独有特征，那就是创意。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中可见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过去的创意的物化成果。现代经济主要从事以创新为目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包含多个阶段的完整过程：
1.提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概念。
2.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前期准备。
3.开发项目的融资决策。
4.选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
5.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市场推广。
6.成果评价以及由最终用户试用。
7.某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大规模应用。
8.试用或早期应用之后的改进。
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中，斯密曾关注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创新活动也存在专业分工：某些人全身心地为负责新产品构思和设计的团队工作；某些人在金融行业工作，选择值得投资的新公司；某些人与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家共事；某些人则专注于市场推广等业务。同样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把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有没有新创意可以改进目前的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找到更好的项目。这种类型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在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体中，服务于创意的活动可能占总工时的1\/10。然而，对新创意和新实践的投资虽然有可能挤掉某些熟悉的投资活动的岗位，却可能激发大量为新产品制造服务的新投资活动，结果会对就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创新活动乃至更普遍的投资活动的劳动密集程度往往较高，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消费品生产则不同，例如食品生产就会使用大量的资本（如铁栅栏）和能源，能源生产也会使用大量资本（如修建钻井架、水坝和风车）。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经济体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可以像亨利·格雷（Henry Gray）的《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那样，从结构解剖开始。我们看到现代经济体中有多条创新活动的线索，它们平行发展，代表创意之间的竞争。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中，新的商业创意每天都在诞生，其中大多数是在企业内部涌现。这些创意的开发通常需要